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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淺談陳望道的《修辭學發(fā)凡》1932年是值得紀念的一年，這一年陳望道先生發(fā)表《修辭學發(fā)凡》，中國有了第一部科學、系統的修辭學著作。葉圣陶先生說，《發(fā)凡》“是最完整的”“好書”，“有了這部書，修辭法上的問題差不多都已頭頭是道地解決了”。新加坡鄭子瑜教授說《發(fā)凡》是“千古不朽的巨著”，陳望道先生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修辭學家”。可見，陳望道先生是德高望重的，是令學術界所敬慕的。那么，他因何受到幾代人乃至世界學術界的學者的尊重呢？其中的原因自然是顯而易見的——是因為他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為學術界所做的巨大的貢獻。尤其體現在他在修辭學理論方面所做的貢獻。陳
2、望道的《修辭學發(fā)凡》(以下簡稱《發(fā)凡》)是中國現代修辭學史上的一座豐碑。《發(fā)凡》的歷史功績并不僅僅在于它為后人留下了眾多的精辟見解和重要結論，還在于它為后來研究者提供并確立了研究方法和范式。一下面我們分幾個方面具體談談《發(fā)凡》的成就：《發(fā)凡》中以“語言為本位”的準則，有獨特的創(chuàng)新性。當有些修辭學家把修辭學劃入文章學與美學或文學時，陳望道卻能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研究、論述修辭學，也就是“以語言為本位”。我們都知道，索緒爾語言學說的核心思想是認為“語言學的唯一的、真正的對象是就語言和為語言而研究的語言?！盵1]所謂“以語言為本位”研究修辭學，按照陳望道的
3、說法，“用的就是語言學的工具，把語言學的原理用到研究寫作上來?！盵2]在語言學原理的指導下，注重對更多更重要的現象的研究。陳望道并沒有像其他人那樣套用、照搬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而是洋為中用，是語言學為修辭學所用，依據語言運用的實際對索緒爾的理論作了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揮。索緒爾的語言學研究的是共時的、靜態(tài)的語言結構等要素。而修辭學要研究的卻是動態(tài)的語言的運用，為此，陳望道確立了“以語言為本位”的準則，創(chuàng)造性的區(qū)分了語言諸要素的“固有因素”和“臨時因素”。這是索緒爾的理論中全沒有包含的，是與其與眾不同的地方。這種以“語言為本位”中的“語言”并不是索緒爾結構主
4、義語言學中的剔除了內容和意義的靜態(tài)的純粹的語言結構，而是包括了寫說內容和寫說形式的完整的語言，是抽象和具體相結合的、包含了語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的實際運用中的語言。這正體現了鮮明的結構主義特征。陳望道創(chuàng)建的修辭學基本理論，指引著修辭學研究的新開拓。1961年，他明確宣稱：“修辭學的對象是修辭現象”，并說：“修辭現象，就是運用語文的各種材料、多種表現方法，表達說者所要表達的內容的現象?！盵3]這是我國修辭學史中最早有關修辭學研究對象的較為科學的定義，此前還無人明確論述過這一課題。此后，關于修辭學研究對象的論述，引起修辭學界對此課題的深入探討長達幾十年
5、?？梢姡倪@一理論的提出對學術界產生了非同的反響，也得到了學者們的足夠重視。“調整語辭”說是陳望道的創(chuàng)見，他把口語和白話文也納入了修辭學的研究范圍。他認為修辭學的研究對象不只是限于修辭現象，還應包括修辭觀念。他還提出了修辭的最高原則——體制情景說。我們認為這是貫穿《發(fā)凡》全書的一條最重要的原則。陳望道指出：“修辭以適應題旨情境為第一要義，不應是僅僅語辭的修飾，更不應是離開情意的修飾。”盛林等說：“‘題旨情境說’是提倡在言語交際中、在復雜的預警下考察語言的好壞、考察修辭效果的好壞，是一種辨證的修辭觀，一種動態(tài)的修辭原則?！盵4]這是陳望道對現代修
6、辭學的一個重大的貢獻，具有一定的理論超前性，比西方的語境說還要略早一些。另外，他還論及了修辭研究的范圍，有時側重于表達，有時還側重于理解(接受)，有時又涉及言語交際全過程。由此可見，他不僅從表達者的角度，考慮到理解的重要，而且又從理解者的角度，論讀聽的重要和怎樣理解，強調了言語交際兩端中，說寫者和聽讀者的重要及兩者互相作用和依存的互動。這也是史無前例的。宗廷虎、趙毅[5]這樣評價道：“陳望道是我國現代修辭學史上，最早并不止一次地從理論上闡述聽讀者在修辭中的重要性的學者”，所以我們說這也是陳望道先生對修辭學的杰出貢獻之一。陳望道關于修辭史的論述，引
7、領修辭史研究取得新突破陳望道在《發(fā)凡》中，闡述了有關修辭史研究的重要觀點，這在我國學術史上也具有開創(chuàng)性，因為此前還無人有如此集中而鮮明的表述。首先，《修辭學發(fā)凡》在“說語辭的梗概”中專列一節(jié)論述了“漢語文變遷發(fā)展的大勢”，這實際上就是中國修辭史由古及今的演變大勢。其次《發(fā)凡》立專篇論述“修辭現象的變化和統一”，集中提出了“修辭現象的發(fā)展觀”。其中如“修辭現象也不是一定不易”、“修辭現象常有上落”、“修辭現象也常有生滅”等，均閃爍著辯證唯物主義的光芒，在當時實屬難能可貴。新加坡籍華人鄭子瑜教授給了《發(fā)凡》很高的評價：“我要從古籍中那些文論、隨筆、雜
8、記、詩話、經解之類的著作去找修辭學史的資料，必須先要弄清楚修辭學的范圍，這可以不必費力，因為我們有現成的修辭學經典作依據。陳望道先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