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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國故運動”衰歇原因探究》由會員上傳分享，免費在線閱讀，更多相關(guān)內(nèi)容在工程資料-天天文庫。
1、“整理國故運動”衰歇原因探究作為一場旨在推動中國學術(shù)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學術(shù)文化運動，“整理國故運動”曾經(jīng)在20－30年代的民國知識界風行一時，然而時至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它卻終告衰歇。究其緣由，無疑是受到其自身發(fā)展的內(nèi)在理路以及各種外部因素的影響。具體說來，這大致包含了以下幾方面原因。一、自身缺陷的內(nèi)在制約“整理國故運動”的衰歇原因，首先在于它受到了自身固有缺陷的內(nèi)在制約，尤其是因為它始終拘泥于考據(jù)之學，從而不僅無法適應現(xiàn)代史學思潮的發(fā)展趨勢，同時也無法滿足當時人們?nèi)找嬖鲩L的思想需求，這在胡適身上體現(xiàn)得尤為明顯。正如余英時所指出，“胡適學術(shù)的起點和終點都是中國的考證學”。
2、[1]確實，胡適終其一生的學術(shù)研究都不脫考據(jù)色彩，甚至還可謂帶有某種“考據(jù)癖”。譬如，1928年4月，他在游歷廬山后，寫了一篇《廬山游記》。在這篇游記中，他逐一考證了江西紙牌與徽州牌的不同、三疊泉發(fā)現(xiàn)之時間、開先寺的來歷、歸宗寺的傳說等一系列問題?；蛟S是自己也覺得其中的考據(jù)色彩過于濃重，他不得不在文末附注說：“我作《廬山游記》，不覺寫了許多考據(jù)，歸宗寺后的一個塔竟費了我?guī)浊ё值目紦?jù)！這自然是性情的偏向，很難遏止?！覀冇袣v史考據(jù)癖的人到了這些地方，看見了許多捏造的古跡，心里實在忍不住?！覟槭裁匆鲞@種細碎的考據(jù)呢？也不過‘心濆涌，筆手擾’，忍耐不住而已?！盵2]
3、由此可見，因為受到性情與思維慣性的牽引，胡適已形成了某種根深蒂固乃至難以自拔的“考據(jù)癖”，而這無疑大大限制了他“整理國故”的視野與成就。其一，由于研究方法不脫考據(jù)，這勢必造成他對一些不適于考證的問題無法加以深入的研究。梁漱溟便曾經(jīng)批評胡適說：“他對佛教找不見門徑，對佛教的禪宗就更無法動筆，只能做一些考證；他想從佛法上研究，但著名的六祖慧能不識字，在寺里砍柴、舂米，是個賣力氣的人，禪宗不立語言文字，胡先生對此就無辦法。”[3]馮友蘭也客觀評價說：“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對于資料的真?zhèn)?，文字的考證，占了很大的篇幅，而對于哲學家們的哲學思想則講得不夠透，不夠細。”[4]其
4、二，因為僅僅局限于考據(jù)學本身，而未能吸收社會科學的其它方法，胡適的考據(jù)成就其實也十分有限。唐德剛就曾直言指出：“用這些精密的方法，他可以發(fā)前人所未發(fā)，把古書里的‘言’字、‘汝’字……分析得頭頭是道。但是如果碰到……與制度史、社會史有關(guān)的字，他那套‘方法’便不夠用了?！瓕W者如罔顧社會科學的法則，而專門去倒訓詁學、?？睂W的字紙簍，那就所見有限了?！盵5]其三，由于陷入了個別史實的瑣碎考證，胡適往往忽視了對通史的研究。他自己即曾說：他在二戰(zhàn)之后暫留美國，“本意是想把我的中國思想史寫成，但寫到一個時期，往往被一些小問題牽引去做點小考證，這些小考證往往比寫通史有趣味得多，于是
5、我就往往入魔了。把寫通史的工作忘在腦后，用全力去做考證”。[6]更為關(guān)鍵的是，正如周予同所針砭的那樣，“史料究竟只是史料而不是史，中國現(xiàn)代社會所企求于史學界的是新的史學的建立與新的史籍的產(chǎn)生，而決不僅僅滿足于史料的零碎的獲得”。[7]然而，因為過于注重個別史實的細節(jié)考證，一味篤信“見樹不見林”的“實驗主義”，籠統(tǒng)排斥一切“史觀”，胡適顯然無法揭示社會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從而難以滿足當時人們的精神需求。梁漱溟就批評說：“先生不承認封建制度、封建勢力的存在，但……全不提出自己對中國社會的觀察論斷來，亦太嫌省事！中國社會是什么社會？封建制度或封建勢力還存在不存在？這已成了今日最
6、熱鬧的聚訟的問題，論文和專書出了不少，意見尚難歸一。先生是喜歡作歷史研究的人，對于這問題當有所提示，我們非請教不可?！蚁虿恢獙W問，尤其不會作歷史考證功夫，對此題非常感到棘困；如何能一掃群疑，昭見事實，實大有望于先生！”[8]但對于梁漱溟的這番質(zhì)問，胡適卻一直未能做出正面的回答。與此同時，考據(jù)史學在胡適身上所暴露出的各種局限性，同樣也貫穿了“整理國故運動”的始終。其一，因為片面強調(diào)考據(jù)，導致了許多大學國文系課程明顯偏重于訓詁考據(jù)，而忽略了對文學本身的鑒賞。浦江清在1948年便曾經(jīng)針對清華國文系的課程設置狀況評論說：“照目下情形，中文系同學認為中國文學系課程中國太多，
7、文學太少。就是說近于國學系，而非文學系。他們不喜歡訓詁、考據(jù)，而他們所謂文學的觀念乃是五四以后新文學的觀念，對于古文學也很隔膜。為愛好文藝而進中國文學系，乃至弄到觸處是訓詁、考據(jù)，不免有‘誤入’的感覺，簡直可以說是受騙?！盵9]其二，正如英國著名歷史哲學家柯林武德所指出的那樣，“實證主義在它那工作的這一方面所留給近代歷史編纂學的遺產(chǎn)，就是空前的掌握小型問題和空前的無力處理大型問題這二者的一種結(jié)合”。[10]確實，由于過于注重史料的整理，反對疏通與推論，“整理國故運動”在某些缺乏史料的問題上，難免顯得無能為力。譬如，史語所雖在考古發(fā)掘方面取得了相當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