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息拓展】柳永研究百年述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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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信息拓展】柳永研究百年述評在宋代詞壇上，柳永堪稱是一位個性鮮明、成就卓著的“大家”。在那個還普遍地視“詞”這種流行歌曲為“小道”、“艷科”的時代，柳永不僅以“忍把浮名、換了淺酙低唱”的勇敢宣言和“奉旨填詞”的大膽舉動令世俗社會感到巨大的震驚，而且更以“淺近卑俗”、“骫骳從俗”的藝術風貌給傳統(tǒng)詞壇帶來了強力的沖擊。其人堪以“奇”字稱述，其詞堪以“俗”字擅勝。對于這樣一個“問題型”的詞人，歷代的接受與品評也就異常熱鬧，自有宋一代開始，世人對他就是毀譽不一，歧議紛呈。二十世紀以降百余年來，學術界仍然呈現(xiàn)出一種眾說紛紜話柳永的態(tài)勢。因此

2、，我們有必要對二十世紀柳永研究的百年歷程做一番回顧與反思?！　∫?、百年柳永研究的定量分析　　為客觀起見，我們首先對百年柳永研究成果進行了檢索統(tǒng)計，并對所得數據加以定量分析?，F(xiàn)將二十世紀柳永研究成果按時段和內容列作一覽表（表中“－”號后數字為該項成果數所含海外成果數）：【作者信息拓展】柳永研究百年述評在宋代詞壇上，柳永堪稱是一位個性鮮明、成就卓著的“大家”。在那個還普遍地視“詞”這種流行歌曲為“小道”、“艷科”的時代，柳永不僅以“忍把浮名、換了淺酙低唱”的勇敢宣言和“奉旨填詞”的大膽舉動令世俗社會感到巨大的震驚，而且更以“淺近卑俗”、“

3、骫骳從俗”的藝術風貌給傳統(tǒng)詞壇帶來了強力的沖擊。其人堪以“奇”字稱述，其詞堪以“俗”字擅勝。對于這樣一個“問題型”的詞人，歷代的接受與品評也就異常熱鬧，自有宋一代開始，世人對他就是毀譽不一，歧議紛呈。二十世紀以降百余年來，學術界仍然呈現(xiàn)出一種眾說紛紜話柳永的態(tài)勢。因此，我們有必要對二十世紀柳永研究的百年歷程做一番回顧與反思?！　∫?、百年柳永研究的定量分析　　為客觀起見，我們首先對百年柳永研究成果進行了檢索統(tǒng)計，并對所得數據加以定量分析?，F(xiàn)將二十世紀柳永研究成果按時段和內容列作一覽表（表中“－”號后數字為該項成果數所含海外成果數）：　　

4、從“一覽表”所反映的情況來看，百年柳永研究呈現(xiàn)出明顯的階段性、起伏性特色，所謂峰回路轉變無窮、柳暗花明又一村。首先，就成果總量而言，對柳永的研究，在五四運動以前主要是詞話、筆記等傳統(tǒng)舊形式，20世紀20年代以后的30年，出現(xiàn)了17項成果，平均每年約0。34項，這是現(xiàn)代意義上柳永研究的開創(chuàng)時期。建國以后，柳永研究全面鋪開，至“文革”前共有32項成果面世，年均2項，較前期翻了近6倍，這是柳永研究的發(fā)展時期?！拔母铩?0年，受政治氣候的約制，柳永研究幾近停滯，僅有7項成果；與此同時，海外柳永研究趁勢而興、異軍突起、成果斐然，共有19項成果。

5、“文革”以后，柳永研究重新開幕并迅速回溫，70年代最后3年就有16項成果，年均5。3項，是“文革”期間的近8倍、“文革”前的近3倍。80年代，柳永研究進入極盛時期，取得了總共188項、年均18。8項成果的驕人成績。90年代的柳永研究雖在數量方面略有下滑，共有127項成果，年均12。7項，但在研究質量方面則向縱深發(fā)展，涌現(xiàn)了一批獨具只眼、極富內涵的佳作。新世紀伊始，柳永研究挾百年余威再度抬頭，短短2年就取得38項成果，年均19項，顯示了新世紀之初柳永研究的可喜局面和強勁勢頭。其次，就格局分布而言，柳永研究的開創(chuàng)時期，比較有特色、有力度的

6、是關于柳永生平行跡的考證；發(fā)展時期在繼續(xù)保持前期特色的同時，開始轉入柳永詞作藝術的探求，此類成果由前期的3項增加為12項，而且研究深度大有拓展；“文革”期間，海外學者開始涉足柳永研究，主要是對前期國內學者對柳詞藝術研究的繼續(xù)和發(fā)展，在前期國內學者著力不多的柳詞版本考辨方面則多有創(chuàng)獲；“文革”以后，柳永研究全面突進，在各個研究領域都取得大量成果。值得注意的是，伴隨著現(xiàn)代社會古典詩詞傳播與消費的大眾化、休閑化趨勢，以前不為學者所重視的作品賞析類文章迅速攀升，一度奪魁。　　結合“一覽表”所反映的柳永研究格局分布與柳永研究的具體內容來看，百年

7、柳永研究中有若干討論熱烈、成果突出的熱點、重點問題，以下我們試就這些問題分別加以考察與評述。　　二、柳永生平事跡考證　　柳永雖是有宋一代著名的詞人，但由于某些歷史的誤會與巧合，《宋史》未曾給他立傳，其他文獻雖偶有零星記載，又大抵傳聞異詞、舛誤間出。因此，關于柳永生平行跡的考證，便成為柳永研究的必要前提。關于柳永生平行跡的百年求索，主要集中于柳永的生卒時間及地點、登第時間、首任官職等幾個問題?！　￡P于柳永的生年，潘承弼先生認為不可考，儲皖峰先生定于宋太宗至道元年（995），薛瑞生先生認為應當在985年或987年，唐圭璋先生、吳熊和先生、

8、周子來先生、黃強祺先生皆定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李國庭先生認為當在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980）左右，李思永先生則認為當在宋太祖開寶四年（971）左右①。劉天文先生撰寫《柳永年譜稿》（《成都大學學報》199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