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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氏聞見錄》中北宋文人事跡略論》由會員上傳分享,免費在線閱讀,更多相關(guān)內(nèi)容在學(xué)術(shù)論文-天天文庫。
1、《邵氏聞見錄》中北宋文人事跡略論楊敬尤牡丹江師范學(xué)院文學(xué)院摘要:《邵氏聞見錄》是由宋代學(xué)者邵伯溫所著的文言小說集,所含內(nèi)容所涉獵廣,主要括朝章制度、朝政始末、洛中形勢等內(nèi)容,其中對北宋名公巨卿事跡的記載尤為詳細(xì)。在木書記載中主要括兩大類,直接與間接。木文采用的直接主要是指作者的所見所聞以及對史料的摘錄和評論。木文通過邵伯溫《邵氏聞見錄》中北宋文人事跡史料的考辯,厘清所載北宋文人政壇逸聞軼事的真?zhèn)危床旃P記作者邵伯溫的書寫心態(tài),力圖還原北宋黨爭背景下的社會風(fēng)貌,為北宋文人研宄提供了佐證和幫助。關(guān)鍵詞:《邵氐聞見錄》文人事跡考辯牡丹江師范學(xué)院研究牛.科
2、技創(chuàng)新項目(編號:yjsxscx2015-31mdjnu)一、邵伯溫父子筆記創(chuàng)作宗旨《邵氐聞見錄》(以下簡稱《聞見錄》)是邵伯溫晚年所著,邵伯溫的一生經(jīng)歷了眾多歷史大事件,包括王安石變法、元枯黨爭和靖康之禍等。正因為他是在那個時代成長的,所以作者在序言里談到此書的寫作動機,序言中提到:“伯溫早以先君子之故,親接前輩,與夫侍家庭,居鄉(xiāng)黨,游宦學(xué),得前言往行為多。以畜其德則不敢當(dāng),而老景侵尋,偶負(fù)后死者之責(zé),類之為書,曰《聞見錄》,尚庶幾焉?!雹偎^“早以先君子之故,親接前輩”,主要是指他受父親邵雍及同馬光的影響非常之深。因此邵伯溫牢牢地站到父輩的立場
3、上是一位堅決反對變法的反對派。雖然已經(jīng)成為塵埃,但是余波并未消除,特別是在北宋滅亡的時候這一問題變的更加尖銳,而那些儒士把所有責(zé)任都?xì)w結(jié)于變法,而《聞見錄》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和政治氣氛下撰著的。所以,在《聞見錄》中記載的關(guān)于王安石變法的事情特別之多,尤其是主張變法和反對變法的代表人物王安石與司馬光的思想、觀點、言論、行為,甚至是個人的道德品質(zhì)、家庭瑣事等都不厭艿詳,全部收錄在卷中。因受父親及其好友的影響,邵們溫之子邵博繼其父《邵氏聞見錄》后續(xù)寫了《邵氏聞見后錄》,在他所著作品之中,他所表達的思想、立場毋庸置疑的跟父輩站在了一起。而邵博正是處在兩宋
4、之間的政壇動蕩中,當(dāng)吋的社會環(huán)境對他的影響也是十分深刻的。因此父子二人的筆記中所及北宋文人朝堂間的逸聞軼事,對于研究北宋文人生平、思想、文學(xué)創(chuàng)作心態(tài)等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二、《邵氏聞見錄》中北宋文人事跡《邵氏聞見錄》卷八: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游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忽于煙靄中有策馬渡伊水來者,既至,乃錢相遣廚傳歌妓至。吏傳公言曰:“山行良勞,當(dāng)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鄙衔闹饕v了謝絳與歐陽修同游嵩山,至此傳出一段佳話。盡管歐學(xué)專家劉德清先生己經(jīng)對嵩山之游進行了考證,認(rèn)為吋值九月天不可能出現(xiàn)“賞
5、雪”之情形,與現(xiàn)實情況不相符,但是宋人卻寧愿相信這件事情是真實的。南宋的朱裹在其《宋名臣言行錄》中就曾轉(zhuǎn)述過這個傳說,洪邁在《容齋隨筆》中以及祝穆在其《古今事文類聚》中也都分別引用了這個傳說,由此可見這個傳說的傳播范圍之廣,受眾影響力之大。毀譽參半的王安石,《聞見錄》中的王安石不邇聲色,慷慨錢財。《邵氏聞見錄》卷十一:王荊公知制誥,吳夫人為買一妾,荊公見之,曰:“何物也?”女子曰:“夫人令執(zhí)事左右?!卑彩瘍遥骸叭暾l氏?”円:“妾之夫為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資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惫溉辉唬骸胺蛉擞缅X幾何得汝?”曰:“九十萬?!惫羝浞颍顬榉驄D
6、如初,盡以錢賜之。而在《聞見錄》卷四又載:神宗天資節(jié)儉,W得老宮人言:祖宗吋,妃嬪、公主,月俸至微,嘆其不可及。王安石獨円:“陛下果能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钡凼加幸庵髑嗝?、助役之法矣。安石之術(shù)類如此,故呂誨中丞彈章円:“外示樸野,中懷狡詐。”由此可以看出,王安石把“天下”看做是皇帝的私有財產(chǎn),認(rèn)為皇帝可以根據(jù)自己的意愿隨意支配。最早污蔑王安石棄地的另有其人,并不是邵捫溫。在《聞見錄》卷四中提到:熙寧七年春,契丹遣泛使蕭禧來言代州襯境有侵地,請遣使分畫?!跚G公再入相,円:“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也?!币怨P畫其地圖,命天章閣待制韓公續(xù)奉使舉與之。蓋
7、東西棄地五百余里云。……鳴呼!祖宗之地,孰敢以尺寸不入于王會圖哉!荊公輕以弄鄰國,又建以與為取之論,……荊公之罪可勝數(shù)我!近年來,鄧廣銘教授在《王安石一中國十一世紀(jì)的改革家》一書中就認(rèn)為,王安石棄地說是邵伯溫首先“憑空捏造”的,還說,關(guān)于王安石棄地說,“在北宋一代的官私記載中,都只能找出有力的反證,卻絕對找不出任何一條旁證來。在北宋晚年新舊兩派互相傾乳的長期過程中,指責(zé)王安石的‘罪言罪行’的大有人在,卻也并無一人涉及此事”②。通過以上材料分析,在邵氏父子所著的《聞見錄》中,可以看出由于吋局的不同,各自的人生經(jīng)歷不同,在筆記中
8、都有所體現(xiàn),北宋文人的經(jīng)歷或繁或簡,都能看出邵氏父子對北宋文人與士人的特殊情感。書中還大量記載的北宋文人和當(dāng)吋動蕩的北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