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其人其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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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屈原其人其詩屈原其人其詩項錫懷劉真屈原名平，字原，與楚同姓，生于楚宣王27-30年間（約公元前339年~278年）出身于貴族。是楚王朝遠房宗親。在《離騷》中自號正則，字靈鈞。原籍丹陽樂平里（現湖北秭歸縣），樂平也是歷史上卓爾不凡，膽氣過人的王嬙，昭君的故鄉(xiāng)。屈原是政治家，入仕不久，曾任楚國左徒一職，相當于今天的國務委員，當時他才20歲出頭，20歲不論從一個人的自然年齡或社會年齡上說，都應該說是一個人一生中的春暖花開的人生四月，而人生的四月用詩人的話說，她是人一生中的黃金時期。若論其淵博的學識，超凡的智慧，和拯世濟民的政治抱負，屈原原可成

2、為一個改變一代歷史的偉人，然而，悲劇的社會只能造就一個悲劇的詩人。雖然他的雄才大略和人格上的高風亮節(jié)沒有在政治上得以施展，但他卻以磊落的人生凝鑄成一座氣度雄偉的詩的豐碑。被譽為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愛國詩人的屈原，曾寫過《離騷》、《九歌》、《天問》、《九章》等文學作品23篇，至今傳誦中外。屈原是楚辭的創(chuàng)始人，所謂楚辭，它的鮮明特色正如宋人黃伯思在《翼騷序》中所說："屈（原）宋（玉）、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記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楚辭作為一種新興文體，究竟始于何時，至今尚無確考，不過從《史記·張湯傳》的記載看，可能最遲也應該是在漢朝初

3、年，成帝時劉向將屈、宋（玉），賈誼、淮南小山、東方朔、王褒諸家的作品，加上自己寫的一篇《九嘆》合編為《楚辭》一書，從此《楚辭》一名流傳至今。楚辭文體最初的熱心追求者除宋玉外，主要還有唐勒、景差。今天除宋玉有《九辯》傳世外，唐、景二人無一作留世。楚辭含有兩重意思，一指包括以屈原為主的作者作品的一部詩歌總集的書名；二是指以屈原為主要代表的出現于戰(zhàn)國時代的一種新興的文體。不論從哪種意義上講，從作品數量到藝術成就，或主題深度，題材廣泛等方面，屈原在楚辭中都居于魁首地位。因為他是楚辭的創(chuàng)導者。他在潛心研究楚國民間藝術的基礎上創(chuàng)造了《騷體》的詩歌形

4、式?！峨x騷》是他的主要代表作，眾所周知，詩是時代的回音壁，而語言則是藝術創(chuàng)作的核心，尤其是詩，不論是抒情、敘事、寫景、擬人都離不開語言做支撐。而語言它既應該是犀利如箭；又應該是熾熱如火；它既需要親切如柳撩動人千種柔情；又需要自然不嬌象出水芙蓉一樣渾然天成。屈原以楚語寫作，他是一代語言大師。談到楚語，歷史上還有一則惹人遐思神怡的動人故事，據西漢大學者劉向編著的《說菀》中《喜說》記載，春秋末期，一位叫子皙的王子，在一次郊游中的游船上聽到越人歌手唱歌，歌聲咿呀啁哳，其意似已意會，但卻不知所云，善于獵奇的王子請人譯作楚語，所謂楚語，即華夏語，歌

5、辭如下：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兒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這就是著名的《越人歌》從此故事說明，楚國境內有不少世居的越人，他們都文思敏捷，出口成章，能即興賦詩。越人世居南方，這類富有地方特色的南國民間歌謠，除《越人歌》外。從典籍中尚傳的還有《接輿歌》、（《論語微子》）：《滄浪歌》（《孟子離婁》）;《優(yōu)孟歌》（《史記滑稽列傳》）；《孑文歌》（《說菀至公》）；《楚人歌》（《說菀正諫》）等寥寥幾篇。這就是書楚語一說的來源。13/13懷、襄時代，楚國在內受保守派貴族的霸持，政治

6、腐敗，外遭秦國入侵，當權貴族不遺余力地推行的是一條妥協(xié)求榮（存）的外交路線。屈原入仕之初，在任楚國的左徒期間，被授權制憲，他忠于職守，立志改革，當時屈原所處的年代正值春秋戰(zhàn)國末期，是中國歷史從奴隸社會進入封建社會后的非常時期。龍蛇混雜，革新與守舊兩大勢力并存。在諸侯割據，社會動蕩的血雨腥風中，作為五帝后裔的楚世家自西周初年建國后，還算爭氣，楚國曾被列為戰(zhàn)國七雄，春秋五霸之一。早在公元前383年，開明的楚悼王曾任用吳起實行變法，較之秦國始于公元前359年的商鞅變法早了20多年。作為承前啟后。屈原在時隔70多年后提出的政治變革主張，同先輩吳

7、起幾乎差別不大。當年楚懷王授權由屈原制定的憲，并非一般法規(guī)政令，而是具有綱領性的根本大法，是法中之法，是關系一國興衰成敗的關鍵性文件，上自皇親顯貴，下至草民百姓的命運都與此息息相關。因此在憲制定稿之前曾發(fā)生過上官奪稿風波。司馬遷說，上官奪稿是爭寵嫉賢，目的在于插手制憲，爭當歷史主角，其用心之歹毒不言自明。屈原在制憲流產后，在被懷王疏遠后創(chuàng)作的《離騷》中還反復強調規(guī)矩、"循純墨，而不頗"，反違法亂紀、擅越雷池，這實際上是他制憲觀點的形象化。在《九章》的《惜往日》中屈原念念不忘。"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昭以昭時（"時"原文為"詩"朱熹據別本改

8、為"時"）。"奉先功以昭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其憂國憂民之心可說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然而權貴們偏要背法度而心治（心治乃人治之同義語）眼看著限制法外特權已成泡影，屈原還在詩中反復敘述了立法的必要性、迫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