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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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翻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泛瑞翻譯在某種程度上說，我們都需要一種對“翻譯的現代性”的追求。每個時代都有其獨一無二的特質，我們也許稱之為時代性，或者稱其為歷史性，無論如何稱呼都是想說明做到超越我們的時代的難度。因此，適合我們時代的翻譯才是最好的，因而我們能讀到各個版本的《圣經》、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莎士比亞等。從這個意義上說，翻譯更是一種不可能的任務，一種永遠永無休止的任務，一種會引發(fā)不斷爭議的任務。翻譯的現代性提出的要求是，提供盡可能的譯本，篩選出具有我們時代印記的譯本，繼續(xù)把這種不可能的任務進行下去。

2、保羅·策蘭的譯詩之爭一個詩人的傳記難以撰寫的原因在于，我們難以用一個統(tǒng)一的標準對他的詩歌進行翻譯和評述。如果詩歌翻譯上本身就存著爭議，那么評述的部分自然也難逃非議。尤其對保羅·策蘭這樣的德語詩人，他的詩歌本身似乎就拒絕翻譯和解讀，后期作品更是玄奧難解。但作為大陸第一本策蘭的傳記，《保羅·策蘭傳：一個背負奧斯維辛尋找耶路撒冷的詩人》的出版仍然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之前詩人北島曾在《收獲》雜志上撰寫《策蘭：是石頭要開花的時候了》(后收入《時間的玫瑰》)長文對策蘭的詩歌進行解讀，而且對國內翻譯策蘭詩歌的譯者尤

3、其是詩人王家新的譯文提出批評，引發(fā)王家新的反駁，造成了一場著名的詩歌爭論。從心底而言，我倒是很想這樣的爭論再多一些，倒不是幸災樂禍，而是覺得詩歌翻譯本身就近似于一種“不可能的任務”。譯者可以選擇直譯，尊重詩人寫作時的原初語境；也可以進行再創(chuàng)作，加入譯者本身的體悟和語感；或者讓它同化，更能貼近譯者所在的語境國度。這些標準都無可非議，在某種程度上，無論堅持哪種翻譯標準，從事者都是某種精神文化的傳遞者。衡量譯者如有一個共同標準，那就是看他們是否虔誠、謹慎、深思、靈巧地翻譯，是否對自己的翻譯事業(yè)完全負責和投入

4、，而不是看他們采用和堅持哪一種標準。蘇珊·桑塔格的教誨這讓我想起收錄到《同時：隨筆與演說》中的《世界作為印度》一文，是蘇珊·桑塔格在一次文學翻譯講座中的發(fā)言。她在其中提到，之所以翻譯“成為一項如此復雜的工作，是因為它回應各種各樣的目的”：“首先，文學是一種溝通形式，文學的本質會提出各種要求；其次，就一部被視為重要的著作而言，它要求盡可能多的讀者欣賞；第三，從一種語言變成另外一種語言是困難重重的，而某些文本更是堅決拒絕屈服，這是因為作品中某些固有的東西，超越了作者本人的意圖和意識，當翻譯程序啟動時，這些

5、東西就會出現——這種特質，由于沒有更好的字眼，我們只好把它稱為可譯性”。在一本本身就是翻譯的著作中能讀到這些關于自古存有、至今爭議不斷的關于翻譯的理論，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黃燦然的讀者互動說《同時》譯者是黃燦然，我很喜歡的一位譯者和詩人，或許該稱之為詩人翻譯家。他翻譯了桑塔格、卡爾維諾等，都是我愛不釋手常翻常新的佳作。在《同時》的譯后記中，黃燦然對這部譯著不同以往的偏于生澀的風格辯護，他說他希望盡可能地保留多些桑塔格的文風，那種獨一無二的聲音。在翻譯上，他認為翻譯的真理是，讀者比譯者聰明，因此譯者不應

6、該把讀者嬰兒化，“如果我譯了一個異質性的句子，如果這個句子在詩歌讀者中只有一個讀者看得懂并大為激賞，且成為他寫作或思考的刺激劑，則我就毫不猶豫保留這個句子。如果把讀者的智力和理解力分為十級，那么我要瞄準的是金字塔頂的那一級，而不惜放棄另外九級?！边@已經不僅僅是譯者一個人的問題，還有讀者本身。這才是黃燦然這種翻譯理論中最讓我敬佩之處：翻譯不僅僅是對自己提出高標準，而且還要對讀者的閱讀能力提出要求。這種互動的翻譯理論讓翻譯的不可能成為一種作者、譯者和讀者共同努力達至的更高的精神追求和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