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贄反對專制，追求平等、張揚個性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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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贄反對專制，追求平等、張揚個性的政治思想無論是在中晚明心學派思想家群體中，還是在泰州學派平民儒者中，李贄都因其提出反對專制、追求平等和張揚個性的政治思想而顯得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李贄（1527-----1602年），字卓吾、篤吾，號溫陵居士，又號宏甫，泉州晉江（今福建泉州）人。商賈出身，四世祖曾與色目人聯(lián)姻，父、祖俱奉伊斯蘭教。李贄少時通習《五經(jīng)》，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考中舉人，歷任縣教諭、南京國子博士等職。四十五年（1506年）赴京師任禮部司務，位微俸薄，但安之若素，一心訪學求道。是年始習陽明心學，潛

2、心道妙。后師事王艮之子王襞，得泰州學派真?zhèn)?。萬歷五年（1577年）調(diào)任云南姚安知府，尋因厭惡仕宦生活而攜家赴湖北黃安耿定理家，教授其子弟。萬歷十二年（1584年）定理卒后，將家眷送歸泉州，只身一人居麻城龍?zhí)逗现シ鹪?，專心治學近二十年。晚年落發(fā)明志，甘以“異端”自居。李贄具有鮮明叛逆精神的思想難以為正宗儒者和當政者見容，他的著作被統(tǒng)治者列為禁書。萬歷二十七年（1599年），其著作《藏書》刊行，益遭當權者忌恨。給事中張問達參劾李贄，神宗詔令“嚴拿治罪”；三十年（1602年）春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罪名被捕，三月

3、十五日以剃刀自剄，卒獄中。李贄著作甚豐，主要有《藏書》六十八卷、《續(xù)藏書》二十七卷、《焚書》六卷、《續(xù)焚書》五卷以及《史綱評要》、《四書評》、《李氏文集》等。自孟子以來的儒家學者高揚“民本”論旨，并以之批判、抗衡現(xiàn)實的專制王權。但其從來無意于否定王權專制制度，故而不僅從來沒有提出過治權在民的政治理念，反而在抨擊暴君暴政的基礎上設計以治權在君為一般法則的、理想化的“圣王之道”，而“民惟邦本”及重民愛民等則不過是體現(xiàn)了這種“圣王之道”而已。所以，“茍無民，何以有君”（1）成為統(tǒng)治階級的共同認識，歷代王朝均將儒家“民

4、本”論奉為統(tǒng)治思想，許多帝王發(fā)詔旨、著文章闡發(fā)“民本”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付諸實踐，就連荒淫無道的暴君隋煬帝也大講“民惟邦本”、“富民足君”。至于儒家學者則在倡言其“民本”論的同時，更力論“尊君”的必要性。這樣的思想顯然與王權專制主義相融無間。在這樣一種政治文化框架之下，君主有著絕對專制權威，而百姓則永遠是君主的仆妾，毫無自由、平等可言。李贄對此似有所洞悉。他指出：夫天下之人不得所也久矣。所以不得其所者，貪暴者擾之而仁者害之也。仁者以天下之失所也而憂之，而汲汲焉欲貽之以得所之域，于是有德禮以格其心、有政刑以縶其四

5、體，而人始大失所矣。（2）一方面，貪暴的統(tǒng)治者擾亂人民的生活，使人們不能發(fā)展自己的個性；另一方面，奉行儒學的“仁者”以“德治”、“禮治”之名，或用道德禮教來束縛人們的思想，或用政治法律威權來禁止人們的行動自由，同樣使人們的個性無法發(fā)展。在“貪暴者”擾民的時代，人民固然不得其所，而在口口聲聲要使人民各安其分、“汲汲焉欲貽之以得所之域”的“仁者”統(tǒng)治下，人民照樣“大失”其所?！柏澅┱摺迸c“仁者”互為表里，構成以王權支配社會為本質(zhì)特征的陰陽組合結構，使人不成其為人。人們易于看清“貪暴者”的兇殘，卻不易識破“仁者”以“

6、德禮”害民的實質(zhì)。因此，李贄特撰《論政篇》，指出“君子之治，本諸身者也……本諸身者，必取于己”，但“君子”不懂得人與人是不一樣的，不能把自己的喜好憎惡強加于人，于是，“有諸己者而望人之同有，無諸己者而望人之同樣”，“君子”從一己好惡出發(fā)，對天下之民“欲為一切有無之法以整齊之”，遂“有條教之禁，有刑法之施”。即然德刑之治皆由“君子”個人愿望和利益而制，故其只是一家之禮法而非天下之禮法，并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所有“條教之禁”、“刑法之施”、“旌別淑慝之令”都不過是為鞏固專制統(tǒng)治、防范民眾背離“王道”而設，不僅

7、不能造成和諧社會，而且還會使“民日以多事”、“導之使爭”，故其危害在某種意義更甚于“貪暴者”的擾民之政。因為人民對“貪暴者”的統(tǒng)治可以起而反抗，“仁者”的德禮之治卻將人民禁錮在禮教名下，動彈不得，日趨麻術、盲從。李贄對專制制度的批判，無疑是很深刻的。漢武“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從此成為專制王朝的統(tǒng)治思想，儒者亦因之而登入廟堂，以其學入仕。但李贄卻在政治思想上提出一個重要論題，就是“儒者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他指出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學家空談道德，使士無實學，其結果使得在國家民族處于存亡危急的緊要關頭無人可用。他

8、說：“嗟呼！平居無事，惟解打恭作揖，終日匡坐，同于泥塑，以為雜念不起，便是真實大圣人大賢人矣。其稍學奸詐者又掙入良知講席，以陰博高官，一旦有警，則面面相覷，絕無人色，甚主互相推諉，以為能明哲。蓋因國家專用此等輩，故臨時無人可用。”（3）他揭示“儒臣雖名為學而實不知學，往往學步失故，踐跡而不能造其域……其實不可以治天下國家”（4），認為儒臣的根本缺點在于其總是“學步”，總是“踐跡”，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