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梁啟超的史學思想對其新聞傳播思想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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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探析梁啟超的史學思想對其新聞傳播思想的影響

2、第1 摘要:對于史學與新聞學聯(lián)系的探討,不僅僅是普泛性的求得二者聯(lián)系的本質(zhì),而是對梁新聞研究的一個前提性認識。在梁與中國整個傳統(tǒng)的知識分子找出其共同的精神性意識:實用理性,并結(jié)合梁的新聞傳播思想與其實踐活動之間的差異,給這種聯(lián)系一個重新的闡釋。對梁的“新史學”核心的闡釋。“新史學“對以后梁的思想與實踐活動作出的規(guī)范性影響。關鍵詞:民史新史學破壞主義新聞理論范式青年學者趙汀陽,曾將文化與思想?yún)^(qū)分為“實體性的存在”與“書面性的存在”。1這里我們無意于討論他的觀點,而只是想借用

3、其豐富有涵蓋性的這對概念。但筆者不想把它理解為實踐與認識的關系去應用它,而是想把它局限于歷史的真實存在與歷史的真實遺存之中去考量歷史思想的行跡。同樣,梳理梁啟超的新聞傳播思想,也必須挖掘他的史學思想,編輯《飲冰室合集》的林志鈞在自序中稱:“知任公者,則知其為學雖數(shù)變,而固有其堅密自守在,即百變不離史是觀也?!?本文就是試圖在二者之間建立起一種聯(lián)系。一、聯(lián)系的理論前提首先,這種聯(lián)系歸結(jié)于時代的背景與當時學科之間的模糊性造成了一批“全才”式的人物。的確,“人類的行為只有從完整的社會背景去看才是可以理解的。”3明李贄說:

4、“史之所從來,為道屢遷,變易匪常,可以一定軌也……”(李贄:《贄書·經(jīng)書相為表里篇》)嚴格地說,學科的劃分是近代的事情。西方從十九世紀初才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正式分野,到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社會科學才正式劃分為不同的學科。中國自引進“西學”之后,也開始了學科的劃分。在1898年前后,梁啟超是把報館作為一種輿論工具,而不是當作一個獨立學科看待的,因此在中國學術界,以史學為其核心,“經(jīng)世致用”為其目的,他作為一個士人,也無時無刻不打著那個時代的烙印。其次,在98年前后,史學理論是否與新聞學理論在某種層面上存在著千

5、絲萬縷的聯(lián)系。李澤厚先生曾對中國傳統(tǒng)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精煉地概括為實用理性。他說:先秦名家為尋求當時社會大變動的前景出路而受徒立說,使得從商周歷史文化中解放出來的理性,沒有走向閑暇從容的思辨之路(如希臘),也沒有沉入棄厭人世的追求解脫之途(如印度),而是執(zhí)著人間世道的實用探求。4而其中,“歷史意識的發(fā)達是中國實用理性的重要內(nèi)容和特征”(著重號為原文所有);5此論與梁先生所講的“中國古代史外無學,舉凡人類知識的紀錄,無不叢納于史”(《中國歷史研究法》),可謂殊途同歸,梁先生的史學觀繼承并保質(zhì)了中國古人精神生

6、命的脈搏。這個中國傳統(tǒng)文化思想的特性決定了在98年前后,梁是不能逃脫這種染色的機會。當然,他們的聯(lián)系在層面上的展開才是重要的。蔡元培先生早就指出“新聞者,史之流裔耳。“6甘惜分先生介入的層面更深:”自古以來,新聞與歷史就是不可分的,……二者實為一家?!?他甚至斷言:”(古代的)史官也正是當時的新聞記者,盡管那時沒有新聞記者這個名稱,他們卻是真正的新聞記者,他們那時所記載下來的新聞就成了不可改變的歷史記錄?!?甘先生的上述觀點,考量了新聞記者與歷史的記錄者的文化身份的二重性,但是沒有給新聞與歷史在本質(zhì)層次的聯(lián)系作一界

7、定。歲月如歌,甘先生再次對新聞與歷史的同構(gòu)關系進行了更深入的解剖。他寫道:大體而言,歷史可以分為古代史和當代史,古代史在其發(fā)生的當時也是新聞,當代史就是眼前正在發(fā)展變化的一切新事物,這更是新聞。所以歷史與新聞是不可截然劃分的。9因此,“對歷史學家的要求也同樣適合于對新聞工的要求,新聞工應是當代的歷史學家。”10的確,梁先生的這種文化身份的二重性的建構(gòu),正是多種思想碰撞的后果。二、從史學的“民史”概念到“民史”報紙實踐1898年,譚嗣同在《湘報·后序下》中,說報紙應該就是“民史”(《湘學報》1898年3月13日第30

8、冊)。譚嗣同認為一部二十四史“不過一姓之譜牒焉耳!于民之生業(yè)靡得而詳也;于民之教法靡得而紀(記)也;于民通商、惠工、務材、訓農(nóng)之章程靡得而畢錄也?!?1這種官書講的是“君史”,報紙則應該講“民史”,為老百姓講話,反映民眾的呼聲,成為表達民意的“國號”。譚嗣同高興地說:“吾見《湘報》之出,……國有口矣!”《后序》,《湘報》第11號)盡管,譚嗣同提出這個“報紙應是民史”的理論,但其最早萌發(fā)其思想還是梁任公。梁在1897年所作《續(xù)譯列國歲計政要敘》一文中就指出中國舊史學主要是君史,記敘重點在“若何而攻城爭地,若何取威定霸

9、,若何而困疆域、長子孫,如斯而已。”“至求其內(nèi)政之張馳,民俗之優(yōu)絀,所謂強浸,與何以強弱之故,幾靡得而睹焉?!?2遺憾的是梁先生沒有直接提出“民史”與報紙的關系,但梁先生的民史觀與譚先生的民史觀在本質(zhì)上是一致,當然其差別總是存在的,筆者不想深究。不可否認梁先生確實把“民史”觀應用到辦報實踐中。具體表現(xiàn)在如下幾個方面: 其一,“民史”觀的報紙內(nèi)容化。19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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