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生命”與“鬼”——魯迅之生命論與終末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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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魯迅的“生命”與“鬼”——魯迅之生命論與終末論論文一、戰(zhàn)后日本的自我反省和魯迅（一）戰(zhàn)后日本之“反省思想”如果回顧一下我們戰(zhàn)后50年的魯迅研究的出發(fā)點的話，不能否認，其中存在著以戰(zhàn)敗為契機的“民族的自我反省”這一動機?！白晕曳词　币辉~，出于戰(zhàn)前KarlLs）》：“明治以來，日本人從西方學來了許多東西，唯有歐洲文化之根底自我反省卻沒有學到，而且是用日本式的自重偷換了它”。這段話，因為被丸山真男的《日本之思想》（《巖波新書》）所引用而為眾人所周知。之所以稱之為“反省思想”.freelephisto

2、），也許更像漢語里的鬼?！卑岩磺腥丝醋觥白锶恕?，這是西歐的人生觀。魯迅的“自覺”，不是跟西歐式的超越神相遇，而是在跟“鬼”的對坐中產(chǎn)生的。在日本戰(zhàn)后的“自我反省思想”中，竹內(nèi)跟丸山真男、大冢久雄等人（或可稱為“西方主義者”）之不同，就在于此。我擬論及的也是這個問題。二、“生命”之位相（一）把人理解為“生命”日本戰(zhàn)后的魯迅研究的動機之一，是試圖站在對日本“疑似近代”的反省的立場上，通過魯迅看到“真的近代”。也許說得太簡單了，所謂近代就是使人從封建規(guī)制中解放出來，樹立起人的尊嚴的時代。那么，該解放的

3、“人”是什么呢？魯迅從尼采那兒學來的人，首先是要有自主的“精神”（《文化偏至論》）。但是，還有一種看法，是把近代看做是解放“肉體（欲望）”的時代。魯迅從尼采那兒看到的“人”，是“個人（個性）”。而不久以前，在中國卻是一直把現(xiàn)代看作是“克服資產(chǎn)階級個人主義，發(fā)揚無產(chǎn)階級集體主義”的時代。進而，還有人指出，近代“知性”的“精神與物質(zhì)的二元論”以及西方的“主體性個人”等論調(diào)造成了公害，還造成了人的癹外。在這種情況下，把人理解為“生命”的人生觀，應該如何置放它的位置呢？置放在哪里呢？作為“生命”的人之解

4、放，不是包含肉體和精神兩方面嗎？關于這一點，我們來看看魯迅的觀點。這是本文要討論的第一個問題。（二）亞洲近代之初心我曾指出，魯迅的《隨感錄六十六·生命的路》跟北村透谷的《內(nèi)部生命論》有著相通的地方，可以說他們都發(fā)現(xiàn)了作為“生命”的人的尊嚴②?！秲?nèi)部生命論》雖寫于1893年，但據(jù)下文將引及的鈴木貞美的文章，至1905年在他的全集出版以后，才得到社會的重視。那正是魯迅來日本留學的時候（1902－1909）。透谷寫道：“造化支配人，然人亦支配造化。人之內(nèi)部所有之自由精神不肯默從造化?！蓖瑯拥乃枷耄耸?/p>

5、留學期間魯迅論文的特點之一。其實，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作為教科書使用的《倫理學原理》里的批語，也跟透谷所言相似。其后，“反對自由主義”的毛澤東也認為，從自然獨立出來的人的主體性，乃來自于“自由的意志”。魯迅、透谷、毛澤東，這些亞洲的青年之魂，一開始跟西方相遇時（雖然他們理解的內(nèi)涵有所不同），恐怕都為西方那種具有發(fā)展的、自由的精神的人生觀所感動?？梢哉f，這是在魯迅初期論文中所提到的對“人類尊嚴”之發(fā)現(xiàn)。透谷在《內(nèi)部生命論》里，是在這樣的文脈中提到“生命”的：人，果有生命乎？這里所說的生命并非指

6、五十年之人生。吾信人有生命，……彼之文明、彼之學藝，乃外物，……非吾所言者?！吧?、“不生命”，此即東西思想之大沖突也。外部文明乃內(nèi)部文明之反映，故東西二大文明之要素，其差異唯在于有無尊重“生命”之宗教。優(yōu)勝劣敗，非此而何？透谷用“生命”之有無，來區(qū)別東西文明，認為由此而“優(yōu)勝劣敗”。這一認識，跟后面將論及的、魯迅所說的、在中國的書上看到的是“死人的樂觀”，在西方書上看到的即使是“頹廢”也是“活人的頹廢”這一認識是一致的。在日本和中國，都把“生命”跟“精神”、“個人”相并列，把它作為傳統(tǒng)思想中

7、所沒有的西方近代思想來接受。去年出版的鈴木貞美的《用“生命”來讀近代日本》③，正如其書名所示，以“生命”為關鍵詞，試圖探索日本近代思想。在中國，去年也出版了《中國文學觀念之近代變革》④一書。作者認為，舊文學把文學視作跟“政教”相聯(lián)系的“道”的顯現(xiàn)，而“五四”新文學則把它看作是“人生”即“人的生命體驗”的表現(xiàn)；從這一轉(zhuǎn)換中，可以看到文學觀的根本變革。在日中兩國，同時出版了把用“生命”一詞表現(xiàn)出來的人生觀看作劃分近代與前近代的關鍵的書，使人感到這是一個今日亞洲的共同課題。三、大正的生命主義與魯迅（一

8、）中澤臨川和魯迅最近讀到一位學者的論文⑤，他據(jù)上述鈴木的書，以魯迅的《隨感錄六十六》（《新青年》1919年11月）和載于《中央公論》1916年1月號的中澤臨川的《生命之凱歌》為例，指出魯迅受到了大正時期的“進化論生命主義”的影響。轉(zhuǎn)引中澤的敘述如下：況生命之本性乃樂觀。于虛偽、罪惡、皆笑而凌駕于其上。整體之生命，輕蔑死。生命，笑，舞，嬉戲。面對死，構(gòu)筑，積蓄，于是愛。于是，我等可不至于失望。否，我等任何場合，均不失望。……藝術(shù)、自然之無限，電子與放射能之發(fā)現(xiàn)，心靈……，美之物，自由之物，唯有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