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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入差距對城鎮(zhèn)中低收入居民消費傾向的影響. 內(nèi)容摘要:本文以重慶市為例,通過分析工薪差距和可支配收入差距對中低收入組居民的消費行為和消費傾向的影響,指出正是由于收入差距的擴大,導致中低收入組居民的收入預期下降,支出預期上升。筆者認為完善社會保障、提高中等收入的收入和比重,健全個稅制度是縮小收入差距提高消費傾向的一個重要途徑。 關鍵詞:收入差距消費傾向持久收入收入預期支出預期 隨著我國經(jīng)濟的發(fā)展,城鎮(zhèn)居民的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中低收入組的消費傾向呈現(xiàn)下降的趨勢,以重慶為例,城鎮(zhèn)居民的收入在1996年至2003年期間
2、年平均增長8.01%,但是中、低收入組的邊際消費傾向在2003年分別下降到0.46和0.068,又由于中低收入在人口中當中占據(jù)了較大的比重,因此導致整個重慶市城鎮(zhèn)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下降?! 」ば绞杖氩罹鄬χ械褪杖虢M邊際消費傾向的影響 收入等級越高,工薪增長越快,增幅越穩(wěn)定。根據(jù)重慶市的統(tǒng)計年鑒顯示,1997年以來,城鎮(zhèn)居民的工薪收入以年平均6.6%的速度增長,但是各收入階層工薪的增長幅度,增幅的穩(wěn)定性各不相同。從收入增長速度來看,收入等級越高收入增長速度越快:最低收入組增幅為3.12%,低收入組為-1%,中下收入組
3、為4.89%,中等收入組為5.04%,中上收入組為8.16%,高收入組8.8%,最高收入為10.31%,可見,只有中等以上收入組的工薪增長幅度是高于6.6%的平均水平,中等以下收入組的增長幅度是低于平均增幅;從收入增幅的穩(wěn)定性來看,收入等級越高,增幅就越穩(wěn)定:根據(jù)重慶市1997到2003年的統(tǒng)計年鑒顯示,從1997-2003年之間,收入下降的年份,最低收入組有4年,低收入組5年,中下收入組4年,也就是說中等以下的收入組在7年中,60%的時間收入是在下降。與之相反,中等收入以上的組,除中上收入組有2年收入下降,其余各組均只有1
4、年收入呈現(xiàn)下降趨勢?! 「魇杖虢M工薪增長的特點導致中低收入組邊際消費傾向較低。根據(jù)美國著名經(jīng)濟學家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論:居民收入分為一時收入和持久收入,消費者的消費支出主要由持久收入決定。由于工薪收入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占到相當比重(以2003年為例,這部分收入所占比重為72.5%),所以工薪收入長期以來被城鎮(zhèn)居民視為持久收入。由于中等以下收入組工薪增長速度緩慢而且增幅相當不穩(wěn)定的這種特點,導致這部分居民即使工薪收入在某一個時段有所增加(只要不是大量增加),所帶來的只是儲蓄增加或負債的減少,消費支出并無增長,以至于當年的邊際
5、消費傾向仍然較低。以2003年為例,中等以下收入組工薪增長速度在25%以上,但是他們的邊際消費傾向均低于0.46。而高收入組在工薪增長12.55%情況下,邊際消費傾向卻達到0.7。工薪收入增長的這種特點不僅導致中低收入組邊際消費傾向較低,而且還進一步擴大了城鎮(zhèn)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距?! ? 可支配收入差距擴大對中等以下收入組消費傾向的影響 隨著收入等級的提高,等級之間可支配收入差距的程度越大。根據(jù)重慶市1996-2003年之間的年鑒資料,重慶1996年中等以下各層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之間的差距在550-850元之間,中等
6、以上收入組之間差距在700元-2000元之間,最高與最低收入之間的差距為5973.76元,2003年中等以下各層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之間的差距在1100-1220元之間,中等以上各收入組等級之間的差距在1700-4800元之間,最高與最低之間收入的差距擴大到12659元,可見,隨著經(jīng)濟的增長,各收入組等級之間的差距逐步擴大,并且收入等級越高,等級之間的差距越大。這種趨勢必然影響居民的收入和支出預期?! ∈杖氩罹嗟臄U大導致中、低收入組居民收入預期下降。對于最低及低收入組的居民,他們往往從事勞動報酬教低的職業(yè)或處于下崗、失業(yè)狀態(tài),
7、所擁有的物質(zhì)資本和人力資本都很少,收入不僅低且不穩(wěn)定。因此收入之間差距的擴大,會使該部分居民的貧困感越來越強烈,對未來收入的預期更加悲觀,所以他們盡可能壓縮現(xiàn)期消費而進行預防性儲蓄,以2003年為例,最低收入組邊際消費傾向僅為0.068;對于中下收入組的居民,由于收入差距過大且有不斷擴大的趨勢時,使得他們面對中等以上高收入者時,貧窮感增強。并且由于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導致低收入組人口所占的比例上升,這種趨勢使得低收入組的消費行為和消費心理對中下收入組的居民產(chǎn)生強大的影響?! ∈杖氩罹嗟臄U大導致中、低收入組居民支出預期增加。隨
8、著經(jīng)濟體制的改革,教育、住房、醫(yī)療變?yōu)橛沙擎?zhèn)居民自己支付的“必須品”,且其數(shù)額遠遠超過中、低收入組居民當期的收入,所以稱為“大額剛性支出”。由于數(shù)額較大就對中、低收入形成支出約束,但這部分支出相對于高收入者的收入并不是大額,所以對高收入者支出的約束不大。但隨著經(jīng)濟增長,居民收入的增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