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由主義的“胡冠魯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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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自由主義的“胡冠魯戴”一九九零年代中晚期，暌隔幾十年之久的自由主義在中國復(fù)潮，由此引出魯迅研究中的一個新話題，即魯迅是不是自由主義者。這個問題在以前斷不會存在，毫無疑問，魯迅是反自由主義的。在魯迅逝世二十周年的一九五六年，《文藝報》曾發(fā)專文，題目就是"魯迅反對改良主義、自由主義的斗爭"，其矛頭所指，即胡適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文章的論述也許我們（至少是我）不會同意，但它對魯迅和胡適的價值傾向的認定卻無可非議?？墒牵S著九十年代晚期知識界對自由主義的逐步認同（不包括新左派），卻出現(xiàn)了這樣一種反轉(zhuǎn)，不僅闡釋魯迅和現(xiàn)代自由主義的關(guān)系，試圖將魯迅位于其列；更有甚者，有論述認

2、為，和以胡適為代表的那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相比，不是胡適，而是魯迅，更能體現(xiàn)自由主義的本質(zhì)?！　∥曳磳Π阳斞阜Q為自由主義者，盡管魯迅酷愛自由。一個酷愛自由甚至為自由而斗爭的人，完全可能是非自由主義的，魯迅恰恰如此。但，我想率先表明，魯迅是不是自由主義又有什么關(guān)系？不是又如何？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我們今天是如何理解自由主義的？要不，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樣一個張冠李戴--在這里則是"胡冠魯戴"--的錯舛?！　∫弧　≡谥袊F(xiàn)代史上，自由主義從根本上來說是一種制度訴求。作為解決中國問題的"路徑依賴"，是胡適而非魯迅把建立一個自由主義的政治體制作為自己的終生追求，而英美憲政即其追求的樣板

3、。如果我們認同胡適所認同的英美體制是自由主義政制的話--這在今天應(yīng)該不成問題了吧--那么，我們又在什么意義上可以說魯迅是自由主義的呢？魯迅對中國問題的解決，其思路一正一反，正面"立人"，反面"改革國民性"。這當然也是一種"路徑依賴"。但兩種路徑顯然不是一回事。一是"制度依賴"，一是"啟蒙依賴"。它表征了中國現(xiàn)代史早期以胡適為代表和以魯迅為代表的兩種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所作出的不同的價值努力?！　‘斎?，五四時的胡適也是個啟蒙主義者，他把五四運動稱為"中國文藝復(fù)興運動"，把五四新思潮解釋為"再造文明"，把新思潮中的"輸入學(xué)理"直指為引進西洋的新思想、新文學(xué)、新信仰，這一切無

4、不是啟蒙性質(zhì)的。在這一點上，他與魯迅，或魯迅與他，無疑是同道（當然還有陳獨秀）。但，走出五四后的胡適，在未放棄思想文化領(lǐng)域內(nèi)的啟蒙時，顯然更把注意力轉(zhuǎn)移到政治改良和制度建構(gòu)的方向上，積極推行其政治自由主義的主張。　　五四剛剛過去的一九二零年，胡適等即向北洋政府發(fā)起了《爭自由宣言》，要求確保講演、出版、集會、結(jié)社的自由，并要求制定人身保護法令、監(jiān)督選舉等。一九二二年，胡適和上述那些發(fā)表宣言的人又發(fā)表了《我們的政治主張》，這個主張吁請政治改革、要求建立好政府（因而被稱之為"好政府主義"）。它提出的三項基本要求是：一、要求一個"憲政的政府"，二、要求一個"公開的政府"，三、

5、要求"一個有計劃的政治"。這兩份政治宣言的思想資源無疑來自英美自由主義，胡適等試圖把英美自由主義在制度層面上的內(nèi)容移植到當時的中國社會中來，這表明五四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已經(jīng)不滿足于思想文化領(lǐng)域內(nèi)的觀念革命，而要過問政治了。當然，過問政治的知識分子不獨自由主義這一脈，比如左翼知識分子李大釗（他也曾在那兩份宣言上簽字）、陳獨秀等，也早已開始言政，并組建政黨了，只是路徑和自由主義不同而已。　　那么，魯迅呢。"兩間余一卒"，一九二二年的魯迅依然堅持啟蒙中的思想批判和文化批判，這從他的寫作或僅僅是寫作而不涉其他活動可以看出。就寫作而言，除了《端午節(jié)》、《白光》、《補天》等四、五篇

6、小說和一些翻譯作品如《愛羅先珂童話集》外，收集在《熱風》中的十一篇雜文，俱圍繞文學(xué)、文化、批評、翻譯而展開。盡管當時魯迅沒有對胡適等人的言動發(fā)表意見，但不難推知，他對此至少是不以為然的。為什么？在也是寫于一九二二年的《〈吶喊〉自序》中，魯迅依然堅持當年的看法，把改變國民性亦即"他們的精神"，視為解決中國問題的"第一要著"。魯迅這樣做，不是沒有緣由，目睹過辛亥革命的失敗，更早一點，還有戊戌維新的失敗，再后一點，又有二次革命的失敗，魯迅已不相信任何政治動作。直到一九二五年，在寫給許廣平的信中，魯迅還是單打一地強調(diào)："此后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

7、么什么，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1）林毓生先生指五四有"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一攬子傾向，這一點當以魯迅為最。八年后，魯迅對胡適等人的政治動作終于有了一個態(tài)度，一九三零年所寫的《好政府主義》一文，矛頭雖然不是指胡適而是他的盟友梁實秋，但對"好政府主義"本身的冷嘲熱諷，也就表明了魯迅的價值傾向。這里，我無意對魯迅進行任何價值評價，不支持這個自身帶有幼稚缺點的"好政府主義"也不能說明其他問題。我只是指陳一種事實，根據(jù)這個事實，魯迅既然并不認同由"好政府主義"所包含的西方自由主義的憲政內(nèi)容，甚至，連這個運動的同路人都不愿做，那么，至少就沒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