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馮道對圖書文化事業(yè)的歷史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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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論馮道對圖書文化事業(yè)的歷史貢獻[摘要]五代時期，戰(zhàn)事頻繁，生靈涂炭，政權林立，民生凋敝，社會處于極度的動蕩不安階段。在這樣動亂的時期，歷仕四朝的政壇“不倒翁”馮道利用自己獨特的社會地位對圖書文化事業(yè)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他促進圖書出版走上了正軌，官方圖書由寫本時代發(fā)展到了雕版時代；他促進了圖書的一種新版本——監(jiān)本的產(chǎn)生，使監(jiān)本成為官方通行的規(guī)范讀本并為后世所推崇；他推動了九經(jīng)文化的傳播，為后世儒學的興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還在客觀上開辟了新的聚書途徑，大大豐富了藏書家的藏書。本文肯定馮道長居高位對文化傳承的作用，并分析他在四個方面對圖書文化事業(yè)的歷史貢獻?！　關鍵詞]馮道；

2、圖書文化；監(jiān)本；九經(jīng)　　　　五代在中國文化史上是一個特殊的時期，它沒有輝煌的文化成就，但是它上承盛唐文化之余緒，實居于宋代文化復興之先河；說這一時期是兩大文化高峰的承前啟后時期也許有過譽之嫌，而其實這一時期的圖書文化事業(yè)確實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圖書出版走上了正軌，官方圖書由寫本時代發(fā)展到了雕版時代；產(chǎn)生了圖書的一種新版本——監(jiān)本，監(jiān)本成為官方通行的規(guī)范讀本并為后世所推崇；九經(jīng)文化的傳播持續(xù)不斷，為后世儒學的興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各地官方、民間雕版圖書，為國民增加了獲得圖書的機會，推動了社會文化的繼承與發(fā)展；藏書家增多了，藏書大大豐富了，文化積累豐厚了。顯然，五代文化尤其是五代圖

3、書文化事業(yè)值得研究。而研究五代圖書文化事業(yè)，對有爭議的歷史人物馮道，必須大寫特寫?！　　　?馮道長居高位對文化傳承的作用　　馮道(882—954)，瀛洲景城人(今河北滄州人)，字可道，晚年自號長樂老。少年時他刻苦讀書，積學成才，而后進入官場，他的一生恰好經(jīng)歷了差不多整個五代時期，先后歷仕后唐、后晉、后漢和后周。他一生官運亨通，除了三次拜相外，還任過太師、太傅、太尉、司空等官銜，曾“三為司空，兩在中書”。然而如此顯赫的風云人物，后世對他的評價卻是毀譽參半。一千多年來，人們一方面對馮道一生勤儉、為人寬厚、愛護百姓、提拔有能之士、印刷流通儒家經(jīng)典使文化得以保存?zhèn)鞑ミ@些美德惠政加以肯定；

4、另一方面則又對他見風使舵、圓滑世故、與統(tǒng)治者朝為仇敵暮為君臣、毫無氣節(jié)的人品大加鞭撻?！杜f五代史·馮道傳》在肯定馮道的一些作為同時也指出：“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況于再三者哉!”[1]一女同時事二夫，無疑該譴責?？墒邱T道作為政治人物并沒有同時效力于多個君主，被譴責以“一女二夫”，顯然冤枉?！　≡诖?，我們無意討論馮道的道德人品，但是也必要對馮道的人生略作“辯護”。中國悠久的歷史上，五代時期是一個戰(zhàn)亂頻繁，生靈涂炭，軍閥爭雄，社會動蕩，王朝更迭不斷的亂世。整個五代時期共經(jīng)歷了后梁(907—923)、后唐(923—936)、后晉(936—947)、后漢(

5、947—950)和后周(951—960)，歷時五十三載。在這樣一個不平穩(wěn)的社會背景下，傳統(tǒng)士人何去何從成了一個最現(xiàn)實的問題：是選擇明哲保身、順時趨勢?還是舍生取義、殺身成仁?顯然更多的人會傾向于忍辱求生。我們不能要求古人對原主人盡忠而“殺身成仁”，在無可奈何的生存環(huán)境中忍辱求生也無可厚非。在20世紀中期的中國，甚至在當下，不是仍然有不少人“說過違心的話，做過違心的事”嗎?馮道歷仕多個朝代，其實也不是“有奶便是娘”的沒有道德底線，他的《偶作》詩云：“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2]“方寸無諸惡”就是他的道德底線。何謂“方寸無諸惡”?他在《長樂老自敘》說得明白：“靜思本末，慶及

6、存亡，蓋自國恩，盡從家法，承訓誨之旨，關教化之源，在孝于家，在忠于國，口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為素。賤如是，貴如是，長如是，老如是。”[3]他也有“忠于國”的價值觀，在職則盡責，國主輪替，則忠于新國主。他如效力于大公司，董事長輪替，他作為“高級經(jīng)理”，仍然盡職于公司。不同的“董事長”有不同的特點，馮道與之安全相處，狼虎叢中立身，難免“說過違心的話，做過違心的事?！薄　∵M入20世紀后期后，學界對馮道苛責的少了，對他的同情增加了，甚至對他的歷史貢獻也給予肯定。如傅金才說：“馮道的人生之道是儒釋道三種思想的有機結合，儒家的入世濟民思

7、想是其人生之道的主干，佛教和道教思想是其人生之道的基礎。佛教的禪定訓練、隨緣度眾的主張令馮道身心健康、智慧出眾，以救民為己任；道教的樂觀通達和圓融使馮道對人生世事持樂觀的態(tài)度，以高潮的應世技巧，與時變化，保身救民。正是依靠人生之道的支持，馮道才能在亂世長為將相，既保持自己的道德純潔，又能以各種方式救濟民眾，保存文化。”[4]馮道雖然身居高位，在軍閥武力爭奪天下的崢嶸歲月中，無法以一人之力左右社會局勢，他只能選擇盡自己的最大努力為保存中華文化作出應有的貢獻。他主張采用新的出版技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