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記文體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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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游記文體之辨【內容提要】本文從五個方面探討了游記文體的要素、發(fā)生、形態(tài)、意涵及體式，指出游程、游觀、游感是游記文體的三大核心要素，三者構成一個由下而上、依次遞升的金字塔結構;游記文體的發(fā)生既需要“游”的審美意識、實踐活動與文學創(chuàng)作三者的依次推進，又需要“游”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游程、游觀、游感三大要素的同時具備，兩者同步完成于魏晉南北朝時期;游記文體形態(tài)的分化與演變，突出表現(xiàn)為詩人游記、哲人游記、才人游記、學人游記的主潮興替;游記文體的發(fā)生序列決定了游記意涵以審美為本原和核心，同時又有巨大的文化涵化力與包容性;游記文體樣式以記為主而賦、書、序多元并存?；凇疤烊撕弦弧钡恼軐W理念，以構建人與自然

2、審美關系為核心的游記文學創(chuàng)作可謂源遠流長，盛久不衰，并逐步匯聚成一個因時而進、別具一格的文學傳統(tǒng)。但與游記創(chuàng)作的高度繁榮與卓越成果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有關游記文體的理論研究不僅相對滯后，而且普遍缺少應有的深度。最近拜讀了王立群先生發(fā)表于《文學評論》2005年第3期的《游記的文體要素與游記文體的形成》（下簡稱《游記》）一文，一方面為文中對游記文體的開拓性研究以及一系列灼見所感奮，另一方面又感到文中提出的一些核心觀點需要作一番認真的辨正，由文中所引發(fā)的許多重要問題也有繼續(xù)深入探索的必要。一游記文體的核心要素與層級關系所謂游記，顧名思義，即是由“游”而“記”、以“記”紀“游”之作。我們曾經(jīng)提出

3、，構成游記文體的核心要素包含所至、所見、所感三個方面，所至即作者游程;所見，包括作者耳聞目睹的山水景物、名勝古跡、風土人情、歷史掌故、現(xiàn)實生活等;所感，即作者觀感，由所見所聞而引發(fā)的所思所想①。這與《游記》一文所概括的游蹤、景觀、情感三要素大體是相通的。不過，根據(jù)游記由“游”而“記”、以“記”紀“游”的文體特點，當以游程、游觀、游感加以概括更為妥貼。另一方面，我們又認為游程、游觀、游感三者在游記文體中所處的地位與作用各不相同，游程屬于實踐層面，是游記的創(chuàng)作基石;游觀屬于經(jīng)驗層面，是游記的現(xiàn)實內容;游感則屬于精神層面，是游記的情感升華。三者恰好構成一個由下而上、依次遞升的金字塔結構。如果

4、以人的生命為喻，那么游程是骨骼，游觀是血肉，游感是靈魂;無骨不立，無肉不豐，無魂不活。無疑，一篇“標準”的游記作品應完整地包含游程、游觀、游感三者，而一篇優(yōu)秀的游記作品之游程、游觀、游感應構成由下而上、依次遞升的層級關系，前者是衡量是否為游記作品的基礎標準，后者則是衡量是否為優(yōu)秀游記作品的核心標準?！队斡洝芬晃恼J為游蹤（相當于本文的“游程”）是游記最重要的文體要素之一，并以此衡量柳宗元游記，認為其代表作“永州八記”因游蹤記寫的不明顯而存在“重大的文體缺陷”，其原因則在于柳宗元游記“脫胎于記載一山一水的山水記”，這是我們所無法茍同的。這里有四個層面的問題需要辨析:一，在游記文體所包含的游

5、蹤、景觀、情感（此按《游記》一文的歸納）三要素中，游蹤屬于最基礎的實踐層面，處于金字塔的底部，更重要的還在于依次遞升的景觀—經(jīng)驗層面與情感—精神層面，分別處于金字塔的中部與塔尖。二，對游蹤記寫明不明顯到底應如何判斷?游記固然是因“游”而“記”，以“記”紀“游”，離不開游蹤記寫，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的游記都必須巨細無遺地記述主體的游蹤，因為游記畢竟不等于游走流水賬。三，“永州八記”游蹤記寫不明顯的結論尚須商榷?！坝乐莅擞洝敝星八挠浥c后四記創(chuàng)作時間相隔三年，空間連綴看似比較散漫，但卻具有嚴謹?shù)膬仍诮Y構，最為關鍵的是作者能以空間轉換為線索而將八篇游記緊密地銜接起來。首篇《始得西山宴游記》點明了

6、永州這一大環(huán)境，又由法華西亭引出西山，寫西山則從大處著墨，謂“凡數(shù)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隱然有八記“領袖”之風?！垛捥队洝芬韵氯荚谑锥螛嗣骺臻g的變換，三者相連，作者游蹤就一目了然:“鈷潭在西山西——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石梁。梁之上有丘焉——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伐竹取道，下見小潭”。第五篇《袁家渴記》因與前篇相隔已久，因此特加一段概述性文字，交待各景點的空間關系:“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承上啟下，既照應已游過、寫過的西山等處，又引出下次將游作記的袁家渴?！妒?/p>

7、》以下，仍以首段交待空間變換軌跡:“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即石澗）——自西山道口徑北，逾黃茅嶺而下……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即至小石城山）”。這樣，通過“游”的行蹤轉換，即將“記”的各個部分緊密地連為一個整體;反之，通過“記”的文字線索，亦可尋繹出主體之“游”的處處屐痕。由此可見，“永州八記”作為中國游記的經(jīng)典之作，并非沒有明確的游蹤記寫，恰恰相反，其游蹤記寫是較清晰的，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