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在張力的生成及其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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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內(nèi)在張力的生成及其緩解在新近甫被紹介引進的“自由與社群”之爭中（1），人們不難看出其聚訟紛紜大多僅在抽象空疏的純粹理念層面展開，至于具體事實的支撐佐證則在很大程度上仍付之闕如。而恰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不少思想史研究者固然專精且擅長于史料的網(wǎng)羅搜佚與爬梳剔抉，卻又往往惜乎其視野的拘囿逼仄，遂對當下思想界的這一轉(zhuǎn)型動向訥而不敏、置若罔聞，終致遺留下了“卑之無甚高論”的缺憾。職是之故，筆者不揣谫陋，擬擷取五四時期知識界的“個人社群觀”作為一個思想橫斷面，予以現(xiàn)象性的“修復”和本質(zhì)上的透析，并力圖在學理（邏輯）與事實（歷史）兩

2、大資源之間做一番打通壁壘門戶的嘗試，以求對上述兩端各自的偏失不足有所補苴罅漏之裨益。一盡管從嚴格意義上來看，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作為“主義”之間抗衡局面的形成乃新近萌始、發(fā)軔未久的學界時事，然而就其所揭橥的“問題”而言，“個人”與“社群”這兩個基本概念實際上早就建構起了政治哲學的兩極。倘有興致到孔子、亞里士多德以降的東西方政治思潮中去做一番沉潛往復的回溯探訪，當可隨處覓見它們屢屢“驚濤拍岸”所銘刻下的印跡留痕。雖然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屬于旁敲側(cè)擊的性質(zhì)，但同時卻也充斥了大量排山倒海般的正面碰撞。就前者來說，在中國哲學史上圍繞著

3、“義與利”、“道與勢”、“廟堂與江湖”等兩難抉擇所鋪陳開的數(shù)千年爭辯適足為其典型表征；而后者則更是在西方自由主義的理論體系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庚續(xù)和發(fā)揮。誠如有論者套用在西方學界頗為流行的一種說法指出，“西方現(xiàn)代實際上只有一種意識形態(tài)，那就是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在本質(zhì)上是要‘保守’自由主義的成果，而激進主義則企圖以激進的方式實現(xiàn)極端化了的自由主義原則。”（2）那么究竟什么才堪稱自由主義的原則呢？如果將那些容易引起歧義叢生的諸多界說暫且撇開不談，徑直由其“個人社群觀”切入，即可昭然揭橥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在整

4、個自由主義體系中所取得的毋庸置疑的先驗地位。從邏輯上來審視，由于每個自由主義者在構筑自己理論框架之前大都事先預設了一個統(tǒng)一的命題，即個人是優(yōu)先的，社群是其次的；個人是本源的，社群是派生的；個人是目的，社群是手段；因此縱然他們的哲學基礎各具特色，或訴諸自然權利，或訴諸功利原則，或持機械原子主義，或持社會有機體論，而且有時在個人自由限度與社會公共職能等方面也不無異議，但一旦關涉到“個人社群觀”這一問題時，他們?nèi)紘婪浪朗刂鴤€人相對于任何社會集體的道德至上性（moralprimacy）這一自由主義底線，從而能夠在風云際會的嬗變

5、流程中始終保持其陣容體系的嚴整性與規(guī)范性。而從西方自由主義的發(fā)生與發(fā)展史來具體考察亦會發(fā)現(xiàn)，在自其誕生以來的數(shù)個世紀中，它的哲學基礎大體呈現(xiàn)了自然原則——功利原則——正義原則這么一個交錯起伏、新陳迭代的“否定之否定”過程。在這場圍繞著根本原則的修訂與反修訂之爭中，自由主義陣營內(nèi)部可謂是矛盾重重、沖突不斷。但同時卻也不得不承認，這些硝煙彌漫、陰霾密布的相互攻訐并未完全遮蔽了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完整的政治思潮所流露出來的共同思想傾向。即使是在頗遭訾議的19世紀功利主義時期，其個體至上的原則有所弱化，對政府干預的限度稍加放寬，況且

6、就其充滿“市儈氣”的邏輯來推衍，確實也潛藏了有可能導致某種“非自由”嘩變的危險，然而在以“個人”與“社群”分別為兩端的思想天平上，功利主義者最終還是倒向了前者?；蛟S他們有時會試圖通過增減砝碼的方式來達到一種綜合（非絕對）平衡、維持現(xiàn)存自由秩序的穩(wěn)定，但其終極目的仍然沒有脫離對個人自由的堅決捍衛(wèi)及永恒皈依。與西方這種分庭抗禮、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相反，中國傳統(tǒng)文化長期以來所欣賞的是一種和諧統(tǒng)一的“個人社群觀”，正所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然而儒家這一具有充分代表性并且延續(xù)了二千余年始終不絕于縷的理想人格境界，在那天

7、崩地坼、價值失范的近代社會中終告解體。面臨著“數(shù)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知識分子的內(nèi)心世界里奔突狂喊的是無限的焦灼不安。在如此心理背景的烘托下，中國近代知識界關于“個人”與“社群”這對政治哲學基本范疇的認識也就自然地生成了一股空前強烈的內(nèi)在張力。二作為中國近代自由主義的開山者，嚴復與孫中山早已分別在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深深體驗感受到了“個人”與“社群”之間的內(nèi)在緊張，對此筆者將另擇場合加以個案剖析，此處不再將之列入五四諸子重復贅述（3）。但不得不在本文提前預支的其中一個重要觀點是，他們二人所開啟的“殊途同歸”的路向極大地啟

8、發(fā)了后世的追隨者，無論是拾嚴氏之余唾的保守派，抑或是承孫氏之余緒的激進派。揆諸史實，這道中國思想史上的奇異景觀尤其凸顯于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演繹的“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中。對于向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五四性質(zhì)，胡適以其不可磨滅的權威身份一再表示了他對“文藝復興”（Renaissance）一詞的莫大偏愛和情有獨鐘（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