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歷史與倫理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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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改革：歷史與倫理的評價一中國改革為什么成功　　現(xiàn)在關于國企退出問題的討論不少，而國企的退來退去說到底無非就是一個產(chǎn)權改革的過程，但目前卻似乎很少有人來關注產(chǎn)權改革的公正性，或者是認為改革并不需要公正，或者干脆就是打著公正的旗號反改革。對此如果不加以澄清，國企改革的最后結果很可能就會未必如改革者所愿。　　中國改革是人類歷史、現(xiàn)代化史乃至經(jīng)濟轉型史上十分罕見的個案。就先于實現(xiàn)民主化和公共資源控制權高度集中的條件下進行私有化與市場化這點而言，可以相比的大概只有越南等少數(shù)幾國。而在這幾國中，中國又有其唯一特殊性。　　在社會主義國家中，中國是唯一在整個轉型期（到目前為止）一直保持經(jīng)濟

2、持續(xù)增長的國家。這一點引起了世界關注。在國際上人們一般從“漸進”還是“激進”來解釋這一現(xiàn)象?！　≈袊灿屑みM改革。有人說中國改革不搞休克療法，因而成功了（克魯格曼）；有人則說中國的成功領域恰恰都是那些一步到位的領域，如解散人民公社、開辦特區(qū)等，中國的外資優(yōu)惠政策是大大超過東歐的，中國的勞工政策之偏向資方更是超過所有的西方國家，可見中國的成功證明了改革必須激進（薩克斯）?！　∵€有人以烏克蘭、白俄羅斯并未搞“休克療法”，但經(jīng)濟卻比俄羅斯更糟來證明漸進未必有益。一位波蘭學者更直言不諱說：中國成功地吸引了除美國之外全球最多的外資，我們比不上，因為我們的工會太強大，嚇跑了投資者。哪個老板不

3、想到那有政府撐腰而不許工人討價還價的地方去設廠呢？　　而在國內，關于“漸進”“激進”之爭并不是最重要的視角。關于中國改革成功（至少是就經(jīng)濟而言，到目前為止）的原因，國內的主流意見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的發(fā)展：　　第一階段從1989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那時八九剛過，東歐劇變，國內正全力反“和平演變”，對改革極力強調“姓社姓資”之分。中國搞的是“社會主義改革”，所以成功了，而東歐搞的是“資本主義復辟”，所以失敗了，就成了一種主要的解釋?！　〉诙A段從1992年末到1997年“十五大”。小平南巡，使經(jīng)濟改革再次加速，而且鄧明確指出，不要爭論“姓社姓資”，于是對中國改革成功的解釋從“方

4、向”轉向了速度與方式?！靶丈缧召Y”之別為“漸進激進”之別所取代。主流的說法是：中國搞的是“漸進改革”，“摸著石頭過河”，順利過去了；而東歐搞的是“激進改革”，主張“人不能分兩步邁過壕溝”，結果一步?jīng)]邁過就摔慘了?！　≡谶@類說法中還有一種略為不同的解釋，即“增量—存量”之說，認為中國與東歐之別并不完全在于速度，中國非國有領域的改革其實也非常激進（如對外資、私企、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在原體制外的“增量”上取得了成功，而國有領域即“存量”則盡量維持。東歐則不然，它忽視了“增量”，一開始就企圖改造“存量經(jīng)濟”，結果是費力不討好?！　?997年“十五大”以來進入了第三階段。十五大不僅確立了市場經(jīng)濟

5、目標，而且號召在國有企業(yè)改革上實行“突破”，并把產(chǎn)權重構作為重點，提出了不爭論“姓公姓私”的口號。當時輿論稱會議精神是“可以，可以，也可以”。這樣便擺出了中國也要以激進手段進行“存量”改革的姿態(tài)，原有解釋模式便顯得過時了。同時過去改革模式中積累的許多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尤其是社會公正問題。對此政府在90年代提出了“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的口號，明確了公平不能“優(yōu)先”的態(tài)度。于是新的解釋模式逐漸形成。這種模式認為中國成功的原因不在于“姓社還是姓資”，也不在于“漸進還是激進”，而在于中國改革遵循了“不道德的經(jīng)濟學”原則，在公平置后或至少不“優(yōu)先”的條件下強制實現(xiàn)了資源的重新配置。當然，

6、這樣做的前提條件是不言自明的。這種解釋模式集中體現(xiàn)在以下幾種論點上：　　1997年王金存(中國社科院世界經(jīng)濟與政治研究所)發(fā)表《俄越改革比較研究》一文，提出“休克療法”未必是個壞主意，越南實行之大見奇效，而俄羅斯的休克療法則搞糟了。為什么？因為越南保持了鐵腕強權，物價說上漲就上漲，國有企業(yè)想給誰就給誰，工人想解雇就解雇，誰也不敢說個不字，于是改革很快到位，效果大顯。而俄國則不幸搞了“民主”，弄得政府太軟，物價一高，失業(yè)一多，就議會里吵社會上鬧，“休克”半途而廢，改革到不了位，以致有今日之難堪。顯然，王文含有他對中國的建議或解釋。　　1998年，盛洪(中國社科院經(jīng)濟所)發(fā)表幾篇文章

7、，從對公共資產(chǎn)私有化方式的“賣還是分”的問題引出論點：在私有化問題上“公共選擇”不如“雙方交易”，亦即對公共資產(chǎn)的處理不能強調公共權利，而應當由有權者（賣方）與有錢者（買方）“雙方”不受干預地自行解決。因為“公共選擇”會增加“交易成本”，只有“雙方交易”才能使產(chǎn)權變遷的“成本”變得最小?！　⊥瑯訌摹敖灰壮杀尽崩碚摮霭l(fā)，盛洪又提出“交易先于產(chǎn)權”的觀點，即認為對于產(chǎn)權不明晰的公共資產(chǎn)，有權者可以先拿去“交易”再說，一“交易”，“產(chǎn)權”也就自然解決了。這就與自由主義倫理學中諾齊克（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