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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管薪酬和盈余管理關系探究 摘要:選取2008-2010年間中國A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以操控性應計利潤作為盈余管理程度的代理變量,實證檢驗了高管年薪、持股及兩者交叉項分別與盈余管理之間的關系。實證結果顯示,短期年薪可以促進盈余管理,高管持股可以抑制盈余管理,但短期年薪和高管持股兩者相乘的交叉項卻可以抑制高管的盈余管理行為。關鍵詞:高管薪酬;盈余管理;Jones模型;應計利潤中圖分類號:F8309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9-055X(2014)01-0011-081引言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的迅速發(fā)展得益于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而兩權分離也導致股東和管理層的利益沖突,產生代理
2、問題?;趥€人利益最大化的考慮,擁有天然信息優(yōu)勢的管理層可能會進行盈余管理。通過設計一套完善的薪酬契約體系,將股東、公司利益與高層管理者自身的利益統(tǒng)一起來以達到提高管理者努力程度的目標,從而降低代理成本。所以,管理者薪酬契約是影響盈余管理的重要因素,也是建立盈余管理行為激勵與約束機制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因此,關于薪酬契約是否真正有效地激勵管理層努力并使股東的財富最大化、能否有效抑制管理層的盈余管理行為具有深入研究的價值。21本文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計算操控性應計利潤,取其絕對值作為盈余管理程度的代理變量;取董事、監(jiān)事及高管前三名薪酬總額的自然對數(shù)作為年薪的代理變量,用高管持股數(shù)與股
3、本總數(shù)的比值作為高管持股變量,配合控制變量,對盈余管理和高管薪酬進行回歸。實證結果顯示,短期年薪可以促進盈余管理,高管持股可以抑制盈余管理,但短期年薪和高管持股兩者相乘的交叉項卻可以抑制高管的盈余管理行為。這豐富了有關盈余管理問題的相關研究,有利于薪酬契約的激勵與約束機制的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xiàn)實意義。二、文獻綜述(一)盈余管理的含義盈余管理方式有許多,不僅包括在合法、合規(guī)的范圍內為達到滿意的盈余水平而進行的會計政策選擇和會計估計變更;也包括高管為達到自身利益最大化或企業(yè)價值最大化而進行的虛假經濟交易[1,2](Scott,1999;Healy,1999;包世澤,2008;李
4、延喜,2011)。盈余管理具有一些相同點:首先,盈余管理的主體是企業(yè)管理當局;其次,盈余管理的對象是會計信息使用者;最后,盈余管理的目的都是管理層為了自身效用最大化或公司價值最大化。(二)高管年薪與盈余管理關系研究21對于短期年薪與盈余管理之間的相關關系,不同學者研究得出的結論相對一致,絕大多數(shù)學者都認為短期年薪與盈余管理存在正向相關關系。StevenBalsam(1998),Watts(1986),F(xiàn)erdinandA1Gul等(2003)指出,公司高管短期薪酬契約是以會計盈余為基礎設定的,為了年薪和自身效用最大化,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高管會選擇有利于提高盈余報酬的會計政
5、策和會計估計,從而達到短期年薪的最大化。[3,4]王克敏,王志超(2007)選取了我國滬深兩市2001-2004四年共1914家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運用代理理論框架和LISREL模型,分析了高管年薪與盈余管理的相關性。研究發(fā)現(xiàn),高管年薪與盈余管理顯著正相關。包世澤,高銳等(2007),毛洪濤,沈鵬(2009)則從作為高級管理層的CFO出發(fā),引用Dechow模型計算應計項目,研究得出其年薪與盈余管理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5],高管有為提高自身薪酬進行盈余管理的動機(傅琳琳、李延喜、馮寶軍,2011)。21然而,也有少數(shù)學者得出不同的結論。如劉斌等(2003)研究發(fā)現(xiàn),無論是增加
6、還是減少經理層的年薪報酬,CEO均不存在盈余管理行為。而魏國強(2009)利用修正截面的Jones模型計算出操控性應計利潤,取其絕對值來衡量盈余管理程度,對滬深兩市上市公司2006-2008年間的管理者薪酬與盈余管理相關性進行研究,發(fā)現(xiàn)盈余管理與薪酬契約中的短期年薪呈顯著負相關關系。黃文伴,李延喜(2011)也利用相同的方法衡量盈余管理程度,研究得出管理層年薪與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負相關。(三)股權激勵與盈余管理關系研究對于股權激勵與盈余管理的相關關系,國內外學者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尚未形成統(tǒng)一定論。Bergstresser等(2006)通過實證研究高管持股與經營性應計項目關系
7、后發(fā)現(xiàn),高管薪酬體系中的管理層持股激勵與可操控性應計利潤呈一致方向變化,說明管理層會通過調整報告盈余使其自身效益最大化。Burns,Kedia(2006);Nagar、Nanda(2003),Wysoky(2003)的研究也得出CEO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越顯著的結論。國內學者趙息等(2008)選取截止至2007年12月實施股權激勵的40家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以授予管理層股權激勵的比例為股權激勵程度的代理變量,以加入費用項目后的擴展的Jones模型來估計企業(yè)盈余管理程度,構建多元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