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濟政策到社會政策的歷史性轉變

《從經濟政策到社會政策的歷史性轉變》由會員上傳分享，免費在線閱讀，更多相關內容在學術論文-天天文庫。

1、從經濟政策到社會政策的歷史性轉變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王紹光從1978年開始到九十年代中期，可以說中國只有經濟政策，沒有社會政策。在此期間，改革的指導思想是“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說是“兼顧”，其實是不顧。為了追求效率或整體經濟增長速度的最大化，不僅沒有兼顧公平，也沒有兼顧生態(tài)環(huán)境和國防建設。在八十年代，不僅政府忽略了公平問題，普通民眾對這個問題也不太重視。原因有三：·改革以前，存在著鐵飯碗和大鍋飯帶來的效率低下問題。提出“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與人們的經驗判斷不矛盾?！ぴ谡麄€八十年代，由于大幅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和實行家庭

2、聯(lián)產承包制，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他們的收入水平也迅速上升。結果，城鄉(xiāng)差距和地區(qū)差距雙雙下滑?！ぶ钡骄攀甏?，中國的改革是種全贏游戲(win-wingame)。所有人都從改革受益，差別只是有些人受益多一點，有些人受益少一點。在這種情況下，既便城市內部、鄉(xiāng)村內部和地區(qū)內部的收入差距有所擴大，只要差距不是過大，人們還可以接受。進入九十年代，情況開始發(fā)生變化。如果說八十年代的改革還是全贏游戲的話，九十年代的改革越來越像一種“零和游戲”(Zero-sumgame17)：亦即某些人受益是以其他人利益受損為代價的。到1992年，城鄉(xiāng)差

3、距和地區(qū)差距已超過1978年的水平。此后，這兩類差距更是急劇擴大，尤其是東南沿海與中西部之間的地區(qū)差距大幅攀升，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與此同時，城市內部和農村內部社會各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快速拉開。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國的總體基尼系數應已上升到0.45的高度。按照國際通行的標準，已達到嚴重不平等的地步。更為嚴重的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正規(guī)部門(指國有單位和城鎮(zhèn)集體單位)就業(yè)人數大幅度下降。此前的1978～1995年間，中國正規(guī)部門職工人數一直呈上升態(tài)勢，累計凈增就業(yè)人數4560萬人。但此后趨向驟轉：2004年全國國有單位在崗職工數比

4、1995年減少了3908萬人，下降了37.8%；城鎮(zhèn)集體單位減少了2698萬人，下降了76%。兩者合計減少6606萬人,下降了47.5％。國家統(tǒng)計局，《中國統(tǒng)計摘要，2005》，北京：中國統(tǒng)計出版社，2005年，第44頁。在人類歷史上，也許還沒有過一個國家在如此短的時間里這么大規(guī)模地裁減正規(guī)部門的就業(yè)人口。隨著大量人員下崗失業(yè)，城市貧困問題凸現(xiàn)出來。在農村，九十年代后期糧食和其它各類農產品都出現(xiàn)供過于求的情況?！肮荣v傷農”，由此造成農民收入總體增長緩慢。在相當多的地區(qū)，農民收入不是增長，而是下滑。與此同時，長期困擾中國農村的“三

5、亂”問題進一步加劇，多如牛毛的苛捐雜稅壓得廣大中部農村居民透不過氣來，激化了農民與政府之間的矛盾。以上問題是在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背景下出現(xiàn)的。從1979年到2005年二十六年間，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以上。這么大的經濟體能連續(xù)這么多年保持高速增長，在人類歷史上還沒有過先例。2005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經達到182321億元，人均近14000元，大大超過了當年鄧小平設定的人均八百美元的小康標準?！?005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182321億元增長9.9%”，新華網，2006年1月25日。為什么在綜合國力大大增強的同時，會出現(xiàn)如

6、此嚴重的不平等問題呢？機械地堅持“效率優(yōu)先”大概是一個重要原因。不錯，鄧小平曾鼓勵一部分地區(qū)、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但他說得很清楚，“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多囆∑剿枷肽曜V》，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第311頁。他還警告過，“如果搞兩極分化……民族矛盾、區(qū)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fā)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fā)展，就可能出亂子”。同上，第453頁。到九十年代末期，出亂子的跡像越來越多。在這種大背景下，中國政府的政策導向出現(xiàn)松動，在堅持“效率優(yōu)先”的同時，開始花

7、更大的氣力來“兼顧”公平。如果以前的17“兼顧”只是說說而已，這時的“兼顧”終于有了些實質內容。王紹光，“順應民心的變化:從財政資金流向中國政府近期的政策調整”，《戰(zhàn)略與管理》，2004年第2期。到2004年召開十六屆四中全會時，執(zhí)政黨最終放棄了“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的提法。社會矛盾的凸現(xiàn)是出現(xiàn)社會政策的背景，它只能說明，社會政策遲早會出現(xiàn)，但不能解釋為什么社會政策出現(xiàn)在新世紀之初。社會政策不是政府表表態(tài)就算數的，每項社會政策都需要雄厚的財政資金支撐。沒有財政資金支撐的社會政策不過是空中樓閣而已。另外，政治學里通常講政策的“慣性

8、”，政策的“路徑依賴”。從經濟政策到社會政策的歷史性跨越決不是幾個領導人拍拍腦瓜就能完成的，它必然涉及政治體制方面的深刻變化。因此，為了理解這個歷史性的跨越，我們需要考察中國政府的汲取能力與政策過程發(fā)生了什么樣的變化。汲取能力的加強在新世紀里，為什么中國政府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