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歷史小說觀念的嬗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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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代歷史小說觀念的嬗變白嵐玲成書于元末明初的《三國演義》是我國第一部長篇章回體小說，它的出現(xiàn)標志著在宋元“講史”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歷史演義小說的成熟。影響所及，掀起了明代歷史小說創(chuàng)作的熱潮?？捎^道人《新列國志敘》稱：“自羅貫中氏《三國志》一書以國史演為通俗演義，汪洋百余回，為世所尚，嗣是效顰日眾，因而有《夏書》、《商書》、《列國》、《兩漢》、《唐書》、《殘?zhí)啤?、《南北宋》諸刻，其浩瀚幾與正史分簽并架。但在創(chuàng)作上模仿或“效顰”并不等于同時能夠從理論上正確認識作為歷史小說的《三國演義》的性質(zhì)及價值。明代以《三國演義》為代表的歷史演義小說在社

2、會上廣為流行，所以圍繞它們的評論數(shù)量也最多。明代小說理論的主要議題就是如何認識和評價歷史小說問題，明代小說理論發(fā)展的核心就是歷史小說觀念的嬗變。一現(xiàn)存最早的《三國演義》刻本是刊印于嘉靖元年（1522）的《三國志通俗演義》，書前有弘治七年（1494）庸愚子（蔣大器）作的序。這篇簡短的序言奠定了我國歷史演義小說理論的基礎。庸愚子在序中闡發(fā)了這樣的觀點：一、史書（指正史）不僅記歷代之事，且“有義存焉”，即通過對所記人事之褒貶，“昭往昔之盛衰，鑒君臣之善惡”，使后人“識某之善，某之惡，欲其勸懲警懼，不致有前車之覆”。二、史書之文由于“理微義奧

3、”，俗眾“往往舍而不顧”，致使“歷代之事，愈久愈失其傳”。三、前代的評話根據(jù)的是野史，“言辭鄙謬，又失之于野”，故“士君子多厭之”。四、《三國志通俗演義》避免了史書和前代評話的上述缺陷，“考諸國史”，“留心損益”，“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紀其實，亦庶幾乎史”，因此頗受到士君子青睞，“爭相謄錄”。五、讀《三國演義》當如讀《三國志》一樣，不僅要從中吸取道德教訓，辨別忠奸善惡，并且還須據(jù)此“身體力行”。庸愚子的觀點已經(jīng)涉及到了歷史小說的性質(zhì)和作用問題，其思想觀念在當時頗具代表性，與他持有相同或相近的看法者不乏其人。林翰（1434--1519

4、）的“正史之補”說和修髯子（張尚德）的“羽翼信史”說與他的“庶幾乎史”說本質(zhì)相同。林翰《隋唐志傳通俗演義序》希望“7后之君子能體予此意，以是編為正史之補，勿第以稗官野乘目之，是蓋予之至愿也夫?！毙搠鬃印度龂就ㄋ籽萘x引》則強調(diào)《三國演義》是“可謂羽翼信史而不違者”?？傊?，他們都認為歷史小說的目的和價值就是用通俗的語言改寫正史，向群眾普及歷史知識，進行傳統(tǒng)的道德倫理教育。既然庸愚子等人對歷史小說的性質(zhì)抱著上述的看法，那么，他們必然要求通俗演義如史書般忠于史實，“事紀其實”，不容許至少不提倡在小說中加入虛構的故事，主張作家以史家修史的態(tài)度

5、和方法從事歷史小說的寫作。當然，歷史小說畢竟不是史書的翻譯，在題材上亦非編年體或紀傳體，作家在敷衍故事時必然需要進行“損益”或“隱括”才能“成編”，但庸愚子等說的“損益”和“隱括”指的只是對史料的取舍剪裁，并非指藝術虛構。在要求歷史演義嚴格依據(jù)史實方面，余邵魚等人態(tài)度更加堅決而明確。萬歷丙午（1616），余邵魚在《題全像列國志傳引》中稱：“故繼諸史而作《列國傳》，起自武王伐紂，起今秦并六國，編年取法麟經(jīng)，記事一據(jù)實錄。凡英君良將，七雄五霸，平生履歷，莫不謹按五經(jīng)并《左傳》、十七史、《綱目》、《戰(zhàn)國策》、《吳越春秋》等書，而逐類分沉。且

6、又懼齊民不能悉達經(jīng)傳微辭奧旨，復又改為演義，以便人觀覽……其視徒鑿空言以炫人聽聞者，信天淵相隔矣?！边@說明其《列國志傳》本是一部“實錄”的史書，改為通俗演義僅為便于俗眾觀覽。后來馮夢龍（1574--1646）在將《列國志傳》改編為《新列國志》時，亦強調(diào)“茲編一案史傳”，甚至指責余邵魚未能真正忠于史實：“舊志事多疏漏，全不貫串，兼以率意杜撰，不顧是非”?？捎^道人在《新列國志敘》中也批評原書故事荒誕、人物顛倒、制度失考，盛贊新志“本諸《左》、《史》，旁及諸書，考核甚詳，搜羅極富，雖敷衍不無增添，形容不無潤色，而大要不敢盡違其實”。我們自然

7、很難指望這批僅僅把演義當作通俗歷史讀物的這批明代文人會對歷史小說創(chuàng)作方法乃至歷史小說的人物形象塑造等問題展開任何探討。他們圍繞《三國演義》等歷史小說的議論的共同傾向是，無視或者抹殺歷史演義作為文學作品的藝術特征，只看到歷史演義取材于歷史人物和事件的這一面，用對史書的標準來要求歷史小說，忽略了歷史小說的本體價值。他們以史書的編纂方法代替藝術描寫，以倫理道德宣傳取消小說審美功能。他們在歷史小說中只看到“歷史”，而沒有發(fā)現(xiàn)“小說”。從歷史小說理論的邏輯發(fā)展來說，我們不妨把上述這種理論看作明清歷史小說理論的第一階段。它顯然不能給歷史小說創(chuàng)作指

8、明方向，相反帶來了限制和束縛。但在另一方面，庸愚子等人的議論對于提高通俗小說的地位、促進歷史小說的繁榮，又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由于他們的大力提倡，初登文壇的歷史小說獲得了社會各階層尤其是上層文人的承認，雖然從今天來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