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曾佑及其史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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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夏曾佑及其史學思想夏曾佑（1863—1924）是晚清思想史、史學史乃至文學史、政治啟蒙史上的重要人物。梁啟超在《亡友夏穗卿先生》(見《東方雜志》1924年第21卷第9—10期，收入《飲冰室合集·文集》第44上。參見《梁啟超年譜長編》第32—43頁。)一文中推許他“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驅(qū)者”，是他“少年做學問最有力的一位導師”。竊不自揆，僅從史學史角度，對夏氏其人及史學思想作些分析與探討，希望讀者批評指正?！　∫弧㈥P(guān)于夏曾佑其人　　夏曾佑的一生，可以1898年戊戌變法為界，劃分為前后兩個明顯不同的政治活動時期。　　戊戌變法前，夏曾佑是一位積極進取、充滿熱情、力求有所作為的

2、先進人物。他早年就接觸過《談天》、《光論》、《聲論》、《萬國通鑒》等西方自然與社會科學的個別啟蒙性譯著，受其算學家的父親以及杭州傳教士影響甚深。從1894年到戊戌變法的四年，又是夏氏一生思想最為活躍、政治上最為進步、表現(xiàn)最為突出的時期。梁啟超的記述，即集中在這一時期，基本可信?！　≡诖似陂g，夏氏身處全國政治中心京津地區(qū)，與梁啟超、譚嗣同、麥孟華諸人過從甚密，討論學問，崇尚西學，批判舊學，思想亢奮，極盡狂猖之氣，頗得風氣之先。尤著名的，是他以史學家之眼光、今文經(jīng)學之立場（但他不承認自己是公羊家），與梁、譚等人共同鼓吹“排荀”思潮(參見任訪秋《晚清的“排荀”“批孔”與五四思

3、想革命》，《信陽師院學報》1984年第1期；周祖怡《史學纂要》，正中書局1944年版，第102—103頁。)，意在通過對先秦荀子的批判，清理整個中國學術(shù)史系統(tǒng)，打倒?jié)h學，借古申今，為政治上的托古改制建造理論基礎(chǔ)與依據(jù)，規(guī)劃歷史的未來走向。此時，他可稱是一位學問家兼政治思想家。從他致■恕的信(見《復旦學報》1980年第1期。)來看，“排荀”思想的學術(shù)著眼點，在認定“有儒教以來，素王之道淆于蘭陵，蘭陵之道淆于新師，新師之道淆于偽學”。這個“學術(shù)見解”的政治要害，同康有為“兩考”是一樣的。盡管他與康有為的學術(shù)從入之途相異（“鄙人歸獄蘭陵，長素歸獄新師”），但政治指向“實則無不

4、同也”。當然，夏曾佑既缺乏康有為那種高矚周覽、磅礴盛大的理論魄力，更不具備康氏那種執(zhí)著頑強的實踐運作熱情與能力；他當時總的思想狀況與水平，誠如梁啟超所說，只是“拿幾部教會的譯書當寶貝”，在“主觀的冥想”中，蘊含著一種“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學非哲學、似科學非科學、似文學非文學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而已；并且他也甘于僅僅做“思想家”，至于具體實踐操作，自認為是需要政治家去“上學下達”的，他可不愿去冒風險。但無論怎樣說，他在思想領(lǐng)域的作為，是值得稱道的。他此時的精神狀態(tài)，仿佛正如林紓譯書的前期，充滿熱情、專注、認真，一心想做政治家的精神教師或理論導師，至少具有一股試圖變革時代觀念

5、的進取性。我們看他給汪康年的信，什么“為國家效命，知天之哲盡人之愚”(《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317頁。)之類豪語，時而可見。只要他照這個路數(shù)不停地探索下去，是可以有大貢獻的。可惜，他“艱苦的理論探索工作”在戊戌后基本上凋萎了?！　∫驗榫窒拊谒枷敕秶鷥?nèi)做“艱苦的理論探索”，所以他把觀念的變革看得特別重要。有學者說他是民智決定論者，確有道理。比如他閱讀《西史攬要》一類譯著后，認定若利用西學作為“開風氣之資，雖學人未能遽至高深，而實事求是之學，有異空言，得尺則尺，得寸則寸，皆能有益也”(《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319頁。)。就把思想啟蒙放到了學術(shù)活動與政治變動的核心地位，壓

6、倒一切，指導一切，不惜積沙筑塔、跬步致遠，以“慢慢來”的設(shè)想與手段去爭取“快快到”的實際政治效果，確乎得思辨之精微，看到了“欲速則不達”的深意。這一“老謀深算”，與張元濟、嚴復操術(shù)全同。但是，他同時忘掉了“時不我待”那句老話；思想的“深刻”自可依據(jù)“歷史的諷刺”走向思想反面，從而不去顧及現(xiàn)實的飛速變動?？梢哉f，夏曾佑日后政治上的保守落后，正由于思想之“深刻”。這樣，就形成一個貌似機■（在現(xiàn)實）實則相成（在自己）的“知行怪圈”，即政治上的保守無礙思想的圓熟深刻，思想的圓熟深刻反而導致政治的保守落后；二者交互為用，各相統(tǒng)攝，以冰炭相憎的外在形式表現(xiàn)內(nèi)在的膠漆相愛、笙磬和諧。

7、這一“知行怪圈”是整個近代中國思想家們身上都多少具有的普遍性的奇特現(xiàn)象，也是我們理解夏氏平生作為的主體線索。它帶給我們的啟發(fā)與思考是深長的?！　?896年，夏到天津“育才館”任教師，與嚴復、王修植等創(chuàng)辦進步報紙《國聞報》，并先與嚴復共同編輯《國聞匯編》(見《嚴復集》第2冊，中華書局1986年第1版第356頁。)。該報曾被指責為專門宣傳康教的康梁同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781、787頁。)，從側(cè)面反映出夏此時思想的進步性。嚴譯《天演論》、《原富》諸書，皆與夏氏反復商討(錢基博：《現(xiàn)代中國文學史》，岳麓書社1986年版，第418頁。)，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