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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前期的策問與對策初探》由會員上傳分享，免費(fèi)在線閱讀，更多相關(guān)內(nèi)容在工程資料-天天文庫。
1、西漢前期的策問與對策初探摘要:策問與對策作為一種制度化的考試方法確立于西漢前期。漢文帝時期兩次詔舉賢良是策試制度化的開始。漢武帝建元元年的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出現(xiàn)了董仲舒的三次對策。漢武帝元光元年的策問，出現(xiàn)了公孫弘的對策。西漢前期是古代策試制度化的重要時期，它確實選拔出了真正的人才，對中華文化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關(guān)鍵詞:西漢;策問;對策Abstract:QuestionsandansaticexaminationmethodestablishedintheearlyethodstartedfromEmperorergedthreefamous"questionsandanspero
2、randthescholarDongZhongshu(179－104BC)．BythefirstyearofGuanyuan(134BC－129BC)，heaskedquestionsonpoliciestothescholarGong-sunHongeforthiskindofimperialexami-nationselectsthetalentsandcastsaprofoundimpactontheChineseculture．Keywords:WesternHanDynasty;questionsonpolicy;answers“策問”是古代以策試士時由主考一方出題發(fā)問，其中由皇帝親
3、自發(fā)問或者代表皇帝發(fā)問的稱為“制策”，由各級主考的政府部門發(fā)問的稱為“試策”。士子的回答則稱為對策。一、漢文帝時期的策問與對策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論述道:“對策者，應(yīng)詔而陳政也”［1］，這里的應(yīng)詔而陳政，即是針對統(tǒng)治者關(guān)于時政的策問給以準(zhǔn)確的回答。作為一種制度化的考試方法，它確立于西漢前期。據(jù)《漢書·文帝紀(jì)》載，文帝即位的第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一月發(fā)生了日食，文帝以為這是上天對自己的施政有過給以警戒，所謂“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zāi)以戒不治”，因此下詔令臣民上言自己的過失，同時要求“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九月，漢文帝再次下詔，要求“諸侯王、公
4、、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傅納以言?！保?］關(guān)于文帝策問的具體內(nèi)容，《漢書》記載道:“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nèi)，舟車所至，人跡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xiàn)其明，遠(yuǎn)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并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nèi)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zhí)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于國家之大體、通于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shù)，
5、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dāng)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zhí)事。嗚乎，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分析這篇策問我們可以看出五個層面的含義:一是對古代統(tǒng)治者的推崇與效仿;二是對自己祖先的膜拜;三是對自己進(jìn)行解剖與評價;四是講自己征舉賢良及直言極諫者的目的，“將以匡朕之不逮”;五是就對策的問題作出說明，即“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要求賢
6、良們認(rèn)真對待，作出答策。從策試的視角來看，文帝二年和十五年的兩次詔舉賢良，第一次的目的是要糾正自己施政的過失，考試的性質(zhì)還不十分明顯;第二次策問則明確提出皇帝要親自進(jìn)行策試的具體內(nèi)涵，并且要采納賢良們的建策，這可以看做策試制度化的開始。而從被舉薦的賢良方正之對策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他們對于時政和治國方略確是深有見地。如這次的詔舉賢良文學(xué)士，晁錯獲得了第一，他在對策文中按照皇帝策問的內(nèi)容層次，一一作出答策:首先是自謙;接著對“詔策曰‘明于國家大體’”作出回答;再接下去是對“詔策曰‘通于人事終始’”作出回答;再接下去是對“詔策曰‘直言極諫’”作出回答，他以五霸為例講了春秋五個霸主才能不如其臣，但是得
7、到直言極諫的“方正之士”的輔佐，能夠“救主之失、補(bǔ)主之過、揚(yáng)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nèi)亡邪辟之行、外亡騫污之名”，五霸因此被后世稱為“賢主”;再接下去是對“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作出回答，他以秦朝二世而亡為例，分析了“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產(chǎn)生的根源，秦朝暴政所造成的“親疏皆危、外內(nèi)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的狀況，又以漢文帝即位以來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nèi)的諸多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