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描述：
《《三國演義》成書年代新考 》由會員上傳分享，免費在線閱讀，更多相關內(nèi)容在學術論文-天天文庫。
1、《三國演義》成書年代新考【內(nèi)容提要】明初瞿佑《歸田詩話》卷下《吊白門》一則引呂布語，與元人張思廉《玉笥集》中《南飛烏》詩用呂布事，在今存文獻中只見于《三國志通俗演義》，表明元明之際的瞿佑與比他更早的元人張思廉，已經(jīng)讀過《三國志通俗演義》，并用為說詩的根據(jù)或詩料；而《三國演義》當成書更早，大約在“元泰定三年（1326）前后”。【關鍵詞】《三國演義》；成書年代；新考 關于《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大略有宋代說，元中后期說，元末明初說，元末說，明初說，以及明中葉說等等。至今諸說并存，包括被用為教科書者在內(nèi)的各種文學史、小說史著作，就有把《三國演
2、義》作為元代或明代作品對待的差異，給教師、學生和普通讀者造成接受上的不便。這進一步彰顯了《三國演義》（與之相關的還有《水滸傳》）成書年代的確考是一項重要而迫切的工作。然而，這曾是一個“世紀課題”[1]（P3），至今也還不能說已經(jīng)有了充分的根據(jù)可以完全破解；只是在筆者看來，在現(xiàn)有資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加以筆者近年的小小發(fā)現(xiàn)，這個問題已經(jīng)可以得出相對合理的結論了。 我這樣認為，是基于對以往研究情況的總體考量。近百年來，特別是近二三十年來的《三國演義》成書年代研究，學者們立場見解雖異，但做出結論的根據(jù)與思路卻大體相同。即一是根據(jù)各種明清人筆
3、記雜著的直接記載等外證考察，二是從今存《三國演義》早期文本的時代痕跡等內(nèi)證推論，以作出最后的判斷。而眾說紛紜，乃由于這些記載或痕跡的意義難明或相互矛盾。從而任何一說提出，總不免有反證接踵而來，使之處于被嫌疑的地位。例如，近百年來，學者多以《錄鬼簿續(xù)編》“羅貫中，太原人”條定《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為太原人、元末明初人，從而《三國演義》也就是元末明初的作品。但是，很少人注意到那條資料并沒有表明這位“太原人”羅貫中是《三國演義》的作者，從而至少理論上不排除這位羅貫中是與《三國演義》作者同姓名另一人的可能，而在沒有旁證溝通二者以形成證據(jù)鏈的情況
4、下，這條資料不便直接作為考證《三國演義》的依據(jù)。也就是說，在對這位羅貫中“驗明正身”之前，這條資料暫不具考察羅貫中籍貫、生平以及《三國演義》成書時代之證據(jù)的效力[2]（P144—147），應當存疑；又如有學者考論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小字注中“今地名”為其成書元代的根據(jù)[1]（P6-7），又有學者辯證“圣朝封贈（關羽——引者）為義勇武安王”的敘事以及應用若干元朝“俗近語”等為成書元代的標志[1]（P7-8），看起來已近乎鐵證，但是，正如魯迅先生所說： 我先前作《中國小說史略》時，曾疑此書為元槧，甚招收藏者德富蘇峰先生的不滿，著論辟
5、謬，我也略加答辯，后來收在雜感集中。……我以為考證固不可荒唐，而亦不宜墨守，世間許多事，只消常識，便得了然。藏書家欲其所藏版本之古，史家則不然。故于舊書，不以缺筆定時代，如遺老現(xiàn)在還有將儀字缺末筆者，但現(xiàn)在確是中華民國；也不專以地名定時代，如我生于紹興，然而并非南宋人，因為許多地名，是不隨朝代而改的；也不僅據(jù)文意的華樸巧拙定時代，因為作者是文人還是市人，于作品是大有分別的。[3]（第四卷，P275—276）這里魯迅所說考證“不宜墨守”的“不以”、“不專以”與“也不僅據(jù)”的三種情況，正是上述有關《三國演義》成書時代研究中所遇到，也應該屬于“
6、只消常識，便得了然”之類的問題，卻也是很少有學者顧及?！ ∵@里稍作舉例。如以“常識”而論，不僅敘“圣朝封贈（關羽）為義勇武安王”的話不排除出自明朝（尤其是明初）人手筆的可能，而且以“即萬戶侯之職”釋“治頭大祭酒”和行文中“七重圍子手”、“令樂人搬做雜劇”等說法，也并非明朝（尤其是明初）人完全不可能這樣做。而“小字注”尚未經(jīng)證明一定是作者手筆，甚至很難說其均出于一人之手，并且注中“今地名”之“今”，也只是注者所知之“今”，未必即當時實際情況之“今”，況且各“今地名”所透露信息也并不完全一致。如此等等，《三國演義》成書于元代諸說，雖各有所據(jù)，
7、但所據(jù)均未至于無可置疑，其結論也就不夠堅實。即使以情理而論，“圣朝封贈為義勇武安王”的話有較大的證據(jù)效力，卻實在也不能排除其為元代遺老于明初所述的可能。所以，筆者雖然贊同《三國演義》成書的元代中后期說，以為學者們所舉相關資料，的確不同程度地具有證據(jù)的效力，但同時也認為這些資料尚不足以證實其結論到無可辯駁的地步，從而有進一步考論的必要。而對于以《三國志通俗演義》中有明人尹直詩和“描寫手法已接近成熟”為由，認其為明中葉人所作的看法，則從此書兼采正史與民間文學創(chuàng)作成書的過程與流傳中不斷遭人改竄的實際出發(fā)，“只消常識，便得了然”其不可信，更是不必
8、多說的了?！ 】傊?，以往學者們的考論雖然總體上朝著解決問題的方向有了很大推進，但其所根據(jù)的資料與運用這些資料的思維定式，尚不能得出一個因無可反證而能令人信服的結論。而為著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必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