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據(jù)”還是“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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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據(jù)”還是“日治”？“日據(jù)”還是“日治”？　　2013年3月，張亞中等人籌建“克毅”“史記”“北一”等三家出版社修訂新版歷史教科書，由于編者不用“日治”而用“日據(jù)”，被綠營人士把持的“教育部教科書審查委員會”打回票，從而引發(fā)島內各界為維護民族尊嚴所產(chǎn)生的激烈論辯?！　〗y(tǒng)派學者認為：“據(jù)”指占據(jù)、竊據(jù)，“日據(jù)”意指日本侵略者侵占或竊取臺灣、殖民臺灣，同時反映臺灣與大陸的歷史關聯(lián)以及同根同種同文的關系；中國政府于1941年對日宣戰(zhàn)廢除了《馬關條約》，因此日本屬非法統(tǒng)治，《開羅宣言》、聯(lián)合國反殖民宣言均認定日本對臺灣屬“殖民統(tǒng)治”?！叭罩闻伞眲t辯稱，“日治”指領土轉移，是“日本外來政權治理臺灣”或

2、“日本軍國主義統(tǒng)治臺灣”，1895年清帝國戰(zhàn)敗而割讓臺灣給日本，所以日本并非莫名強據(jù)，因而不可稱“日據(jù)”，而且《馬關條約》是“有效的國際法”，日本對臺統(tǒng)治是“合法統(tǒng)治”。[1]　　隨著爭論的持續(xù)燃燒，不同身份、不同階層、不同派別的媒體紛紛出來表態(tài)。“藍營”的《中國時報》認為，教科書中使用“日治”反映臺灣內部的“皇民遺毒”從來沒有真正清理過。臺灣世新大學副教授李功勛認為，臺灣歷史教科書使用“日治”是在歌頌日本人的殖民統(tǒng)治?！堵?lián)合報》刊文稱，“日據(jù)”與“日治”之爭涉及“一字喪邦”的微言大義，兩者是“正統(tǒng)史觀”與“臺獨史觀”的分辨，“正統(tǒng)史觀”將甲午戰(zhàn)爭之八年抗戰(zhàn)皆視為日本為侵略國，因此稱“日據(jù)”；

3、“臺獨史觀”稱“日治”則欲美化日本的殖民統(tǒng)治，等同日本皇民的“日本史觀”。中國文化大學教授、現(xiàn)行高中歷史課綱修訂委員會委員王曉波表示，現(xiàn)行課綱規(guī)定要用“日治”是“可恥的謊言”，“獨派”硬拗“日本殖民統(tǒng)治”可以簡稱“日治”根本就是耍賴。有學者還表示，若以“日治”形容日本人的殖民統(tǒng)治，那么早起臺灣先民的抗日活動豈不成了非法，“義士”豈不成了“暴民”？中國文化大學教授邱毅則認為，稱“日據(jù)”代表臺灣人記得日本人欺壓、侵略的歷史，代表記得自己是中國人，而稱“日治”則代表臺灣順從日本人的殖民統(tǒng)治，因此主張使用“日治”的人“無異于漢奸”。[2]“日治派”稱“日據(jù)派”為“臺奸”，邱毅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稱

4、他們?yōu)椤皾h奸”，這均不利于化解矛盾，只會使雙方裂痕加深。何況，不少稱“日治”者，只不過是隨大流，并非有意認賊作父，不要民族尊嚴。　　在文學教科書編寫上，同樣存在著是“日據(jù)”還是“日治”的爭論。淡江大學施淑編的《日據(jù)時代臺灣小說選》[3]，與臺灣師范大學許俊雅編的《日治時期臺灣小說選讀》[4]，便是這兩種不同史觀的代表。　　施淑年輕時撰寫碩士論文，恰逢1968年陳映真因企圖“造反”顛覆蔣政權而被捕，這對崇拜左翼文學的施淑是極大的打擊。施淑剛起步時就受到葉嘉瑩、陳映真、許世瑛、臺靜農(nóng)這些進步人士的影響，故她再也不能忍受臺灣當局的思想禁錮。據(jù)呂正惠的回憶：葉嘉瑩有一年從加拿大回到她魂牽夢系的“北平”

5、，重睹祖國大好河山后便揮毫寫了篇幅不短的《祖國行》，發(fā)表后觸怒了臺灣當局，被列入“黑名單”，從此不能回臺灣。施淑由此感到悲憤，便自己出資出版葉嘉瑩的舊詩稿作為聲援。大約在20世紀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呂正惠在刊物上看到施淑討論漢代詩學的一篇文章，發(fā)現(xiàn)其中暗用了馬克思的文藝理論。施淑與呂正惠當時的心境相似都向往民主，對國民黨長期的禁錮與封閉深惡痛絕；同時，作為臺籍知識分子，他們也希望“臺灣人”早日獲得他們理應擁有的參政權，不再由“外省人”獨霸政壇和文壇。正是在這種熱愛臺灣、希望臺灣明天會更好的期盼下，他們兩人放棄了古典文學研究而走向臺灣文學資料整理與研討?！霸谶@一段時間內，施淑寫下了一批非常精

6、彩的有關日據(jù)時代的臺灣文學論文，在日據(jù)時代臺灣文學研究上起了非常好的導引作用?！盵5]正是這種思想和學術背景，使施淑堅定地站在“日據(jù)派”一邊，與“臺獨史觀”劃清界限。她這樣做，當然不是出自個人的偏愛，而是意味著她不回避日本殖民者對臺灣作家的凌辱和傷害，不掩蓋兩岸新文學發(fā)展過程中的互動與互補，尤其是用臺灣作家抵抗皇民化運動的光榮傳統(tǒng)來比對今天臺灣文學的脈動與發(fā)展方向，這與“正統(tǒng)史觀”將甲午戰(zhàn)爭至八年抗日戰(zhàn)爭皆視日本為侵略國而中國為被侵略國，從而稱“日據(jù)”與“光復”的思想體系，是一脈相承的?！　∽鳛榫G色組織“臺灣筆會”理事的許俊雅，早期著作有《日據(jù)時期臺灣小說研究》[6]。該書從論題的選擇到有關資

7、料的搜集、論述結構及證引說明，都嚴格按學術規(guī)范進行，使其成為一本非常有學術含金量的著作。由于許俊雅是本土化教育中培養(yǎng)出來的第一位臺灣文學博士生，與具有中國意識的作家、學者幾乎沒有什么來往，而受前輩本土學者陳萬益的影響甚大，故她與“中國史觀”漸行漸遠，后來便逐步棄“日據(jù)”而用“日治”，將自己1998年出版的《日據(jù)時期臺灣小說選讀》，更名為《日治時期臺灣小說選讀》再版。這是采用與中國文化疏離而不是像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