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道以化科舉：南宋書院建設的目標與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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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講道以化科舉：南宋書院建設的目標與理想　　鄧洪波　　元代著名理學家吳澄曾將“講道”和“讀書”概括為南北宋時期岳麓書院的特點，其稱：“開寶之肇創(chuàng)也，蓋惟五代亂離之余，學正不修，而湖南僻遠之郡，儒風未振，故俾學者于是焉而讀書。乾道之重興也，蓋惟州縣庠序之教沉迷俗學，而科舉利誘之習蠱惑士心，故俾學者于是焉而講道?！?大而化之，這對抗俗學與科舉利誘之習的“講道”，又何嘗不是南宋一代書院的特點之一。正是南宋的理學家們，以其特有的社會責任感，承擔著“講道”、“傳道”的歷史使命，掀起了書院復興運動，并以講道而化科舉為建設書院的目標和理想，使發(fā)展中的書院深深留下了理學家的時代烙印?！　∫?、理學家由反省

2、官學科舉之教而掀起書院運動　　兩宋之際，金兵南掠，潰卒作亂，再加以農(nóng)民起義，四川往東沿江一線，戰(zhàn)火連年，北宋時期創(chuàng)建的書院，多數(shù)隨戰(zhàn)爭灰飛煙滅，化為廢墟。戰(zhàn)爭對官學的破壞則更為嚴重，首先，各地州、縣之學和書院一樣，多數(shù)毀于戰(zhàn)亂，更可怕的是，當國家的前途與民族命運都處于危急關頭之時，素稱“四民之首”的士人，雖曾涌現(xiàn)了陳朝老、鄧肅、陳東等一批深明大義的壯烈之士，但總體情況則不看好，大部分由官學培養(yǎng)出來的士人累于功名，見利忘義?！度笔份d：“金人索太學生博通經(jīng)術者，太學生皆求生附勢，投狀愿歸金者百余人。比至軍前，金人脅而誘之曰：‘金國不要汝等作義策論，各要汝等陳鄉(xiāng)土方略利害?！T生爭

3、持紙筆，陳山川險易，古今攻戰(zhàn)據(jù)取之由以獻。又妄指娼女為妻妾，取諸軍前。后金人覺其無能茍賤，復退六十余人。復欲入學”2可以說，這些太學生是毫無社會責任感、正義感，更無民族意識，甚至連起碼的廉恥之心亦喪失殆盡。這種士風敗壞的嚴酷事實，無情地宣告了北宋官學教育的失敗，也將創(chuàng)造一種新的理論以收拾人心的任務慘痛地提了出來。此即所謂人心淪喪，價值觀必須重建。這是面對士人內部的挑戰(zhàn)?！　∨c此同時，還有農(nóng)民起義軍從外部提出的理論挑戰(zhàn)。鐘相、楊么等農(nóng)民軍在揭竿而起的過程中，提出了“等貴賤，均貧富”的口號，并認為這是人心所向，是一種當然的天理。此所謂“天理”、“人心”者，表明農(nóng)民軍或多或少地借用了北宋理學

4、家們的某些概念，大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含意在。這種情形，也反映出以簡單的說教已難以統(tǒng)治下層人民的現(xiàn)實，必須更新過時的理論?！　≌沁@種士風敗壞、人民反抗的嚴酷現(xiàn)實，向南宋新一代理學家們提出了收拾人心、重建倫常、以一種新的價值觀念維系世道民心的任務。從現(xiàn)實出發(fā)，歸返儒家經(jīng)典，兼收佛道理論，從各個方面探索，是為乾道、淳熙時期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等大師們的理學的集大成。他們艱深的理論重建工作，不屬于本文的討論范圍，我們所關心的是，新的儒家理論如何傳播而讓士人民眾普遍接受的問題?！　?元·吳澄《岳麓書院重修記》，見陳谷嘉、鄧洪波編《中國書院史資料》（以下簡稱拙編《中國書院史資料》）第32

5、1頁，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宋人軼事匯編》卷二十?！　?宋·陳傅良《潭州重修岳麓書院記》，見拙編《中國書院史資料》第109頁?！　h唐以來，官學一直是儒家最主要的傳播機構。而此時的官學系統(tǒng)，因循故事，還在津津于舉業(yè)功名，地方州縣之學，仍是“文具勝而利祿之意多，老師宿儒盡向之”。3而中央官學“所謂太學者，但為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為科舉之文，而嘗得售于場屋者耳”。極少講學，“間相與言，亦未嘗開之德行道義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茍得，冒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1　　為了改變這種現(xiàn)象，理學家們曾做了大量工作。他們或親臨各級官學講學，或重

6、修新建，作記規(guī)勸，思有以振。如朱熹，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晦庵集》卷七十八、七十九、八十中，就能翻檢到《建康府學明道先生祠記》、《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衢州江山縣學記》、《靜江府學記》、《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建寧府建陽縣學四賢堂記》、《隆興府學濂溪先生祠記》、《信州鉛山縣學記》、《徽州婺源縣學三先生祠記》、《瓊州學記》、《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漳州州學東溪先生高公祠記》、《黃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鄂州州學稽古閣記》、《邵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信州州學大成殿記》等，涉及到地方府、州、縣學，范圍之廣，遍及南宋全境；涉及的問題有

7、建設、學田、藏書、祭祀等，層次之多，關乎官學的各個方面。其拳拳之心，顯而易見。尤其是反復推介周敦頤、二程之學于官學，可見至少在朱子的心目中，官學原本是傳播理學的當然場所，并努力實踐著在官學中推廣其以濂溪、明道、伊川為道統(tǒng)的理學理論。　　但是，實際的情形令人失望，“此邦學政其弊久矣，士子習熟見聞，因仍淺陋，知有科舉而不知有學問”。2終因積弊太久太深，難以改觀?！敖袢諏W?？婆e之教，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而莫之救也”。因此，想要更好更快地傳播新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