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政治文化“復興”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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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淺析政治文化“復興”的爭議政治文化“復興”的爭議論文導讀：本論文是一篇關于政治文化“復興”的爭議的優(yōu)秀論文范文,對正在寫有關于政治論文的寫有一定的參考和指導作用,[摘要]政治文化研究在經(jīng)歷了一段時間的沉寂之后，從20世紀80年代末期開始出現(xiàn)轉機，西方一些政治文化研究學者陸續(xù)提出了“政治文化復興”的說法。而持反對觀點的學者認為，政治文化研究在定義、問卷設計、變量分析、理論適用性和策略論等方面存在諸多理由，“政治文化復興”注定要失敗。但這些批評并未影響政治文化研究的復興，自20世紀80年代末期開始出現(xiàn)的大量政治文化研究著作表明，政治文化研究重新回到了政治

2、分析的中心舞臺。復興后的政治文化研究是對20世紀50—60年代政治文化研究的再生、重釋和再創(chuàng)造。　　[關鍵詞]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復興；R.英格爾哈特；M.布林特　　[]A　　[]0257-2826（2013）01-0078-09　　政治文化理論出現(xiàn)在政治學領域是在20世紀50年代。事實上，早在1948年，內森·雷特斯（NathanLeites）就在他的《政治行為的心理文化假設》一文中使用了非常接近“政治文化”的概念，但是明確地把政治文化概念帶人政治學領域中的是阿爾蒙德（GabrielAlmond），他在1956年正式提出政治文化概念。而他和維巴（Si

3、dneyVerba）兩人合著的《公民文化：五個國家的政治態(tài)度和民主制》（1963）一書則被認為是政治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在政治文化概念提出之后約十年的時間里，政治文化研究領域出現(xiàn)了許多經(jīng)典作品。但自20世紀60年代末期開始，政治文化研究受到了來自各方的批評，逐漸被邊緣化。直到80年代末期，政治文化研究才又重新受到政治學者的重視，并出現(xiàn)了大量研究政治文化與政治制度、政治發(fā)展和經(jīng)濟發(fā)展之間關系的著作。　　自20世紀80年代末期開始，一些政治文化研究者就陸續(xù)宣稱“政治文化復興”了。隨即，這種“政治文化復興”的說法引來了眾多質疑和否定的聲音，面對這種質疑和否

4、定，政治文化學者積極予以回應，從而構成新一輪對政治文化理由的爭論。本文第一部分按照時間順序對“政治文化復興”觀點進行梳理，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政治文化復興過程的回溯；第二部分闡述一些學者對“政治文化復興”所進行的全方位的質疑和批評：包括政治文化概念本身的理由，政治文化研究在問卷設計、變量分析和理論適用性方面存在的缺陷，以及策略論上存在的謬誤等；第三部分對20世紀80年代末期后出現(xiàn)的大量的政治文化研究新成果表現(xiàn)出來的新趨勢和新特點進行分析，以表明政治文化研究雖然受到嚴重的批評，但它在對批評的回應中不斷發(fā)展，在經(jīng)歷了長約20年的沉寂后重新回到了政治分析的

5、中心舞臺。　　一、“政治文化復興”說　　1988年，當代政治文化研究的領軍學者羅納德·英格爾哈特（RonaldInglehart）以《政治文化的復興》為題，闡述了他在文化與經(jīng)濟發(fā)展、政治制度之間關系研究上的新發(fā)現(xiàn)。值得注意的是，英格爾哈特雖然以“復興”（renaissance）為題，但他在文章中并未再使用“復興”一詞。在文中，他談到了20世紀60年代以來社會分析領域研究策略的走向。他指出，阿爾蒙德和維巴在1963年出版的《公民文化——五個國家的政治態(tài)度和民主制》表明政治文化研究的巨大進步。但是從60年代晚期起，政治文化研究由于受到大量的攻擊，開始走向

6、沉寂，理性選擇理論占據(jù)了社會分析的主導位置。在約20年之久的時間里，西方政治學界對文化因素的輕視態(tài)度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英格爾哈特認為，現(xiàn)在到了重新調整這兩種社會分析策略平衡的時候了。他指出，理性選擇模型事實上也存在諸多理由。它在分析既定系統(tǒng)內短期的波動時是有效的，但在分析的時候，它把文化和制度因素是作為常量來對待的。而事實上，文化和制度因素并非常量。此外，理性選擇模型并不能解釋基本目標和系統(tǒng)性質的長期變化?！　”M管英格爾哈特在文章中分析了理性選擇模型的不足，強調了重新重視政治文化研究的必要性，但他并未對“復興”后的政治文化研究與“復興”之前政治

7、文化研究的不同做出宏觀與微觀的分析。他雖然談到批評者對阿爾蒙德和維巴的《政治文化——五個國家的政治態(tài)度和民主制》的兩個方面的批評，即把政治文化作為一個靜止的概念，以及具有種族中心論的傾向，把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看得高于其他國家文化，但他并未對政治文化所受到的其他方面的批判進行回應。從他的文章的結構布局來看，他并非是以回應上述兩方面的批評作為主導思想來布局謀篇的，而是以他在文化作為因變量和自變量時與經(jīng)濟發(fā)展、政治制度之間的關系方面的新發(fā)現(xiàn)來安排文章結構的。這一方面是由于篇幅所限，在一篇文章之內不可能對所有政治文化遭受的批評進行回應，因此他把重點放在了他的

8、研究所能回應的兩方面的批評上。另一方面，英格爾哈特的這篇文章寫于1988年，彼時學界對政治文化研究的重新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