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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經學的解體和儒學形態(tài)的現代轉換 》由會員上傳分享,免費在線閱讀,更多相關內容在工程資料-天天文庫。
1、清末經學的解體和儒學形態(tài)的現代轉換當代儒學話語——無論是敘事還是論辯,基本上循著兩個路數:一是歷史的,重其發(fā)展脈絡、遷延歷程;二是觀念的,往往揀金棄沙,只把握根本的傳統(tǒng)。前者多為治歷史學者所取,處之極端,往往陷溺于所謂“史學的偏見”。三十年代以還,喜宋明理學或研哲學者,于此多有掊擊,茲不具論。而后者為習哲學諸人慣常所用,不管是批判儒家,還是復興儒學,關鍵處均是一些觀念鋪陳和范式架構,難免于“良知的傲慢”之譏。海外治中國近代思想史的主流派學者對此多有指證。如張灝謂“把儒家思想等同于一種哲學體系或學術研究的傾向是危險的”。[1]
2、自稱“更注重哲學的框架”以著述的艾爾曼也指出:迄今以新儒家討論為中心的思想史領域,只不過是“較為淺顯的中國哲學史”。深受德國人以“精神史”研究哲學史之取向的影響,普遍服膺“觀念史”的模式,“結果,中國思想史只能以敘事方式進行,精于哲學卻短于歷史脈絡”。[2]因現代知識體系的學科分際而造成的史、哲之別,深深濡染了當代的儒學識辨與言說,使儒家的本來面貌在強烈的古今之辯意識的現代闡釋之下,更多增添了難以圓合的裂痕?!笆穼W的偏見”與“良知的傲慢”之爭訟與對壘不見消彌,反愈加劇。于此,若不能有更深刻的說明和消解緊張的有效途徑,勢必將成
3、儒學進入現代性語境的極大障礙。也許用發(fā)生學的方法以觀其眇是一可行之道。當代的儒學話語(批判的、旁觀的、弘揚的)及其復雜的形態(tài),均是在百年間原有體系發(fā)生劇烈的動蕩、裂變、轉型過程之中的遷延或歧出。盡管有西學東來的重大外緣,但起決定因素的還是體系內在的變化。所以,對清末儒學的狀況作些了解和分析,當有助于這一問題的清理。另外,我們今天所說辯騰喧于口的儒學,早已走出了經學時代的范式,在形態(tài)上已被現代的知識體系所夾裹和切割,這一轉換的發(fā)生機制和微妙歷程也是饒有趣味的問題。本文即圍繞清末經學的解構和現代形態(tài)儒學的創(chuàng)發(fā)作一思考,提出一些粗
4、淺的看法。一、三大爭論宣告了經學時代的結束清末,皮錫瑞總結有清一代經學。謂有三變:“國初,漢學方萌芽,皆以宋學為根底,不分門戶,各取所長,是為漢宋兼采之學。乾隆以后,許鄭之學大明,治宋學者已。說經皆主實證,不空談義理。是為專門漢學。嘉道以后,又由許鄭之學導源而上……。是為西漢今文之學。學愈進而愈古,義愈推而愈高;屢遷而返其初,一變而至于道?!盵3]梁啟超著《清代學術概論》,承繼此說,以佛理生、住、異、滅喻思潮之流轉,將這一段思想史概括為啟蒙、全盛、蛻分、衰落四期。又進而將清學“屢遷而返其初”的獨特現象解釋成為“以復古為解放”
5、?!暗谝徊?,復宋之古,對于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于鄭許而得解放。第四步,復先秦之古,對于一切傳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復先秦之古,則非至對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4]鹿門“義愈推而愈高”、“一變而至于道”的說詞,明顯帶有保守的今文家自吹自許之意,遠不能和任公“非至對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的揭示之敏銳與深刻相比。但皮、梁二人有一點是相同的,即都是站在清學的落幕處,對已經逝去的一個時代作全景式的觀察和描述。這一“離場”的宏大敘事雖有助于從全體上把握清代學術的綱節(jié),但不一定能使我
6、們真正進入到清學形態(tài)轉換的復雜脈絡之中。倒是《漢學師承記》這樣在今天看來過于偏宕、缺少客觀性的譜系,更能引發(fā)出來問題和思考。江藩堅執(zhí)漢學的純潔性,以三惠之學為典范,擯除一切經世和義理的成分,甚至將公認的樸學開山顧炎武附贅在卷末。這一切都表現了乾嘉考據學發(fā)展到極盛之時,正統(tǒng)漢學家“唯我獨尊”、“目無余子”的自大心態(tài)。以經學考據為正統(tǒng)、以吳派為標準,不但徹底否定了程朱理學的權威,實際上也顛覆了儒學賴以存在的整個基礎。沉溺于清后期的復宋思潮以“經世”為志幟,它并非簡單回到宋儒的義理之學,和清初的“漢宋兼采之學”也不盡相同。面對考據
7、的學術霸權,先是理學家唐鑒等人發(fā)出抗爭的聲音;繼之桐城派的方東樹挑起了漢宋爭論的巨大波瀾,曾國藩以理學名臣身份所創(chuàng)下的經國大業(yè)無疑為復宋勢力增添了重要的法碼;最后是嶺南陳澧等人調和漢宋的努力,不但打擊了乾嘉學術的正統(tǒng)觀,而且也起到了分化漢學家陣營和扭轉清末漢學走向的作用。宋學派、桐城派、調和派均站在正統(tǒng)漢學的對立面,對乾嘉考據學的權威提出了重大的挑戰(zhàn),動搖了漢學的獨霸地位。清代前期的理學家大多將注意力集中在修身層面,服膺宋儒的道德義理,因缺乏對應現實的創(chuàng)造性而逐漸被邊緣化了。到了嘉慶年間,開始有一部分理學人物力圖糾正這種偏差
8、,重新將社會政治內容納入儒家的信仰體系。如唐鑒的“守道救世”說,雖不離“守敬”和“窮理”的道德根本,但還是對儒家經世致用的關懷給予了相當的肯定。如果說積衰已久的理學之老鳳雛聲已難引起漢學正統(tǒng)派的注目;那么,來自桐城派的方東樹則以《漢學商兌》一書給了對方以極大的震憾。方著可以看作是漢學權力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