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與晚明——20世紀關于“五四”新文學與晚明文學關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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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四”與晚明——20世紀關于“五四”新文學與晚明文學關系的研究在20世紀的中國人看來，晚明文學與隆漢盛唐文學相比，不算是偉大的文學時代，不過，如果就傳統(tǒng)文學與20世紀中國文學之關系這一點上看，晚明文學卻是與之最為密切、最為直接的。晚明文學思潮就是在20世紀中國新文化運動視野的觀照和闡釋中大放異彩的?！　∫弧拔逅摹迸c晚明，本是兩個相隔遙遠的歷史時期。按照中國史學界的普遍分法，一個屬于現代，一個屬于古代，中間又隔了一個近代。然而，“五四”與晚明的關系卻是20世紀一個熱門的學術論題?！拔逅摹币詠恚瑐鹘y(tǒng)文學受到空

2、前沖擊，陳獨秀、胡適等人對中國正統(tǒng)的文學史譜系：唐宋八家——明前后七子——歸有光——桐城派，作猛烈的攻擊（參考胡透《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文學革命論》，傅斯年《文學革新申議》等文，收入《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周作人作為“五四”文學的先驅之一，在積極批判正統(tǒng)派文學的同時，也注重發(fā)掘非正統(tǒng)文學如公安、竟陵等的積極因素，試圖重建中國新文學的譜系（參考舒蕪《中國新文學史的“溯源”——周作人對唐宋八大家和桐城派的批判》，收入其《周作人的是非功過》，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

3、。他為新文學追宗晚明，就是這種努力的表現。1932年，周作人應沈兼士之邀到輔仁大學作過幾次講演，聽眾之一的鄧恭三（廣銘）作了記錄，再經周氏校閱，這便成了學術史上赫赫有名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北平人文書店，1932。以下簡稱《源流》）。他認為，古今文藝變遷有兩個時期，即集團的時期和個人的時期；兩種勢力，即“文以載道”與“詩言志”。集團與“載道”相對應，“個人”與“言志”相一致?！拜d道”與“言志”的相互消長便構成了文學發(fā)展的流程。他認為“五四”新文學運動是“歷史的言志派文藝運動之復興”。這樣，周氏就在文學界祭

4、起一面“言志”的大旗，提出“反集團、反君師、反載道”的口號。其實，周氏這番見解醞釀已久，并不是一時心血來潮的產物。早在《陶庵夢憶》序(1926)中，他就表達過這樣的意見，“現代的散文在新文學中受外國的影響最少，這與其說是文學革命還不如說是文藝復興的產物……我們讀明清這些名士派的文章，覺得與現代文的情緒幾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難免有若干距離，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對于禮法的反動則又很有現代的氣息了”（載《澤瀉集》，收入鐘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以下除另注外，所引周氏文均出自該書）。同年，在致俞

5、平伯的信中，他再次申明，“現今的散文小品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產品，實在是‘古已有之’，不過現今重新發(fā)達起來罷了。由板橋冬心溯而上之，這班明朝文人（指張岱等——引者注）再上連東坡、山谷等，似可編出一本文選，也即為散文小品的源流材料，此事似大可以做，于教課者亦有便利?，F在的小文與宋明諸人之作在文字上固然有點不同，但風致實是一致，或者又加上了一點西洋影響，使他有一種新氣息而已”（《周作人文類編·本色》頁381-382）。這樣的文選，周氏沒有編，但是他的弟子沈啟無卻編了一本《近代散文抄》，在周作人(1930)的序中，

6、集團與個人、載道與言志的提法已經出現，并認為這兩種勢力永遠相搏，釀成了過去許多五花八門的文學運動（《周作人文類編·本色》頁387-389）。這似乎可以看作《源流》的簡明提要了。兩年后，周氏又為《近代散文抄》作新序，大力推崇三袁的文章，又把他們與“五四”新文學運動緊密相聯（《周作人文類編·本色》頁390-392）。1945年，在《關于近代散文》中，周作人詳細地講述了他形成這一套文學史觀的過程。那是1922年夏，周作人經胡適之介紹到燕京大學擔任中國文學系的新文學組課程：我最初的教案便是如此，從現代起手，先講胡適

7、之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其次是俞平伯的《西湖六月十八夜》，底下就沒有什么了……這之后加一點白話譯的《舊約》圣書，是《傳道書》與《路得記》吧，接著便是《儒林外史》的楔子，講王冕的那一回，別的白話小說就此略過，接下去是金冬心的《畫竹題記》等，鄭板橋的題記和家書數通，李笠翁的《閑情偶寄》抄，金圣嘆的《水滸傳序》。明朝的有張宗子、王季重、劉同人，以至李卓吾，不久隨即加入了三袁，及倪元璐、譚友夏、李開先、屠隆、沈承、祁彪佳、陳繼儒諸人，這些改變的前后年月現今也不大記得清楚了。大概在這三數年內，資料逐漸收集，意見亦由

8、假定而漸確實……新文學在中國的土里原有他的根，只要著力培養(yǎng)，自然會長出新芽來，大家的努力決不白費。（《周作人文類編·本色》頁690-694）這篇文章起碼有三點應引起我們注意：一、這是周氏對追宗晚明方法的最明白的表達。溯而上之，由“五四”到晚明，注重發(fā)掘明清以來非正統(tǒng)的文學傳統(tǒng)。二、李卓吾自是知堂佩服的人物，但似乎周氏原先只重視其思想的異端，即反權威、疾虛妄、重情理等，《源流》未提及李氏對晚明文學的影響。周氏對李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