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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錢穆論中西教育的差異2009-06-2916:44:28 來源:網易歷史錢穆(1895-1990),字賓四,江蘇無錫人,中國現代著名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1912年,歸鄉(xiāng)執(zhí)教小學,后歷中學而大學,先后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lián)合大學等校任教。1949年只身赴香港,創(chuàng)辦新亞書院,任院長。1967年起定居臺灣,受聘于中國文化學院,任史學研究所教授,繼續(xù)從事教學直至1986年。他從事教育歷時之久,且從小學、中學直至大學、研究生,教學品類之全,鮮有人可比。錢穆先生一生一直站立在教育的第一線上,為之奔走操勞,并利用自己深厚博大的學識闡明教
2、育的理念,有諸多思想可茲借鑒。一、中西教育意義的差異錢穆先生認為西方教育意義僅為功利,而中國教育則在教人為人。錢先生認為教育是文化體系中一個主要項目,而中西方教育有很大的不同。西方教育重在傳授知識,知識對象重在外在之事物?!拔鞣饺怂坪跽J為,每一項學問都有其客觀之存在與其各自的終極境界,而有待人之分別探討?!庥谌硕嬖冢酥?,則只為發(fā)現此學蘊奧之一工具”。這樣就造成為學的一個病癥,即“學為主而人為從”。學問可不依賴于人而存在,而人只是發(fā)現外在事物中“真理”的工具?!耙虼藢W與學問,分疆分道,而待人以各不同的方法,各走各路,而形成為各種學
3、問之專家……循至除卻其所學,乃不見其人之存在”。學問的分疆而治,造就出大量的專家來,但如此以來,就只見其學,不見其人,人的本身反倒淹沒在外在的知識海洋中了。而學問的分支也就越來越多、越來越細。“每一人只附著于每一學,而又是附著于每一學之分支小節(jié)上皓首腐心”,這樣就造成為學的又一個病癥,即“學問上的分工愈細,而從事于學的人,則奔馳日遠,隔別日疏,甚至人與人之間不相知”。[1]人成了學問的工具和附庸,把人生意義地位約束了。而造成人成為外在知識的工具和附庸,使人生的意義低下的原因,則在于教育的功利主義傾向。“西方又稱小學為國民教育。人生不限為一國民
4、,其意義價值,有超乎為一國民之外之上者。倘僅以一國民地位,向其政府來爭取人權,此亦為人權之至狹者。又其大學教育分院分系分班授課,內容狹,為時暫,即獲最高學位亦僅為一專家,不為一通人。故其所教育,最低則使為一國民,最高則成為一專家,皆把人生意義地位約束了。”人生的意義并不只限于成為一個合格國民,它的意義要在此之上,但政府對教育的要求卻是如此,故這種教育培養(yǎng)的至多也只是個專家了;“要之,為一國民,則僅為其所生一國之用。為一專家,則僅為其向外一事一物之用。教育意義僅為功利?!盵2]故錢先生最終給西方教育蓋棺定論,其教育意義僅在于功利。located
5、intheTomb,DongShenJiabang,deferthenextdayfocusedontheassassination.Linping,Zhejiang,1ofwhichliquorwinemasters(WuzhensaidinformationisCarpenter),whogotAfewbayonets,duetomissedfatal,whennightcame然而,人生的意義卻又不應該僅為功利,教育的宗旨也不該把人培養(yǎng)成功利性的工具。故錢穆先生認為,“中國觀念則不同。中國人似乎很早便認為學只為人而有,一切學之主要功用在
6、于完成人,人的本身則別有存在,此一存在則自有其理想與目的。即是說,人必該成為如何樣的一個人,而其從事于學,則只為追求此理想、到達此目的之一種手段與工具。因此,在中國觀念中,重在為人分類,如圣人、賢人、大人、君子、善人、惡人、智人、愚人、非常人與庸碌小人等。而一切學問之分科分類,則轉屬第二層次而忽略輕視了?!比酥疄閷W,只是工具或途徑,其最終目的則是要成為人,實現人之為人的意義。綜言之,中國傳統(tǒng),“重人更過于重學,學不外人而存在。故所重在為人之品格分類,不重在為學術分類”。[3]人進行學問研究也只是為了完成自身,非為功利之獲得,而為道德之進境,故
7、“中國教育則在教人為人。天生人,乃一自然人。人類自有理想,乃教人求為一文化人、理想人?!盵4]中國傳統(tǒng)教育的最高宗旨在教人學為人,尤其是儒家理念全在于此,“在中國文化體系中,教育即負起了其他民族所有宗教的責任。儒家教義,主要在教人如何為人。亦可說儒教乃是一種人道教,或說是一種人文教,只要是一人,都該受此教?!盵5]此項教育的主要意義,并不專為傳授知識,更不專為訓練職業(yè),亦不專為幼年、青年乃至中年以下人而設。此項教育的主要對象,乃為全社會,亦可說為全人類。中國傳統(tǒng)教育面向的是整個人生和整個人類,器量與格局非西方教育只對一物一國負責可比。謂中國教
8、育為人生教育或德性教育者即在于此。這里需要稍作說明的是,錢穆高度強調做人,卻并不要否棄為學。他在開辦新亞書院時手訂的《新亞學規(guī)》開首兩條便是“求學與做人,貴能齊頭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