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學術與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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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乾嘉學術與西學西方學術與中國學者在17世紀和18世紀相遇之后,使中國學術界發(fā)生了一些明顯的變化,考察這些變化,已經(jīng)成為學術史研究中一個很重要的課題。本文意在解決兩個基本問題:儒家學者對于西方自然科學的反應與西學究竟在何等層面上影響了中國的學術研究。從17世紀初期開始進入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士經(jīng)過明末清初的動亂,在清代前兩任皇帝執(zhí)政年間更牢固地站穩(wěn)了腳跟。雖然與利瑪竇(MatteoRicci,1552~1610)持不同意見的龍華民(NicolasLongobardi,1559~1654)神父抱怨中國人不承認與物質分離的精神實質,而且在人類社會的倫理原則和宇宙的自

2、然原則之間不做任何絕對的區(qū)別;雖然梵蒂岡在1705年派遣了鐸羅(CharlesdeTournon)主教出使中國以禁止傳教士對中國人的傳統(tǒng)習俗有絲毫寬容以及崇拜孔子和祖先,因而導致許多人離開基督教并且增長了對基督教徒們的仇恨,然而,仍有大量的傳教士不斷地涌入中國。他們分別來自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德意志、法國等地。這批人有自己使徒的使命和宗教義務,來到中國后勤奮地工作,學習漢語、滿語,除了承擔傳教的使命之外,還展開測繪和天文學研究、編制地圖集、地理學著作,一方面將西方的有關著作翻譯過來,一方面又將中國的一些經(jīng)典翻譯過去。這些傳教士的科學知識以及繪畫和音樂方

3、面的才能,贏得了皇帝和士大夫們的尊重。薛鳳祚(儀甫,?~1680)與來自波蘭的傳教士穆尼閣(Jean-NicholasSmogolenski,1611~1656)合作撰成20種著作,匯集為《歷學會通》或稱《天學會通》,他們的著作以闡釋天文學和歷法為主,并順便將球面三角形和對數(shù)介紹給中國。(注:參見《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92),第900頁。)1622年,出生于科隆(Cologne)的湯若望(AdamSchallVonBell,1592~1666)到達北京,在清兵入關前,他一直擔任欽天監(jiān)正。1650年,他獲準在北京建造了第一座天主教堂南堂,這座教堂在

4、兩年后峻工。但是在此期間,湯若望受到更信奉伊斯蘭教的楊光先(長公,1597~1669)的攻擊,1655年,湯若望被判處死刑,在最后一刻,他卻由于一場頗富戲劇性色彩的地震而獲救。湯若望的繼承者南懷仁(FerdinandVerbiest,1623~1688)是一位著名的天文學家和數(shù)學家。在1688至1689年間,戰(zhàn)勝了楊光先的盟友,令皇帝明確地相信歐洲天文學的優(yōu)越性,同時也加強了傳教士在中國的地位。(注:參見劉夢溪:《湯若望在明清鼎革之際的角色意義》,《傳統(tǒng)的誤讀》(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46-67頁。另外參見楊光先《不得已》(黃山書社,2000)及附

5、錄一中所錄各家對于這次事件的反應。)    一、科學與經(jīng)史的交融雖則如此,乾嘉學術與西學間的關系究竟如何,卻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然而問題又最多的學術課題——不是過分地強調(diào)了就是過低地估計了西學對乾嘉學術的影響作用。也許正是由于這種不確定性,才更準確地展示出了西學與乾嘉學術間的復雜關系。在1668年至1669年中國歷法與西洋歷法孰優(yōu)孰劣展開爭論之際,康熙帝開始注意科學事物并對數(shù)學發(fā)生興趣。當他發(fā)現(xiàn)朝中大臣對此幾乎一無所知時,他親自加以鉆研。而耶穌會士們的測算在被證實是準確的之后,他任命他們來執(zhí)掌欽天監(jiān),并向他們請教西方科學。在康熙帝的最后10年中,他選拔了一批

6、滿漢青年交由耶穌會教士傳習,這批人共同編纂了一部包含數(shù)學、歷法、音樂的叢書,名為《律歷淵源》。由于康熙的提倡,西學風靡一時,而“西學”或“天學”這門自晚明興起的新異之學,在清初也成為最優(yōu)秀學者爭相談論和研究的對象之一。(注:不過,馬國賢神父對康熙帝卻有這樣的評價:“這位皇帝認為他自己是位出色的音樂家,又是卓越的數(shù)學家,但是,盡管總的說來他對科學以及其他知識懷有興趣,他對音樂一無所知,也幾乎不懂最基礎的數(shù)學知識……”見《清代名人傳略》(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譯,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上冊第679頁。)西學在康熙一朝迅速興起,其原因當如梁啟超所說以下兩種

7、:其一,跨越明末清初持續(xù)了數(shù)十年的中西歷法優(yōu)劣之爭與轟動一時的“康熙歷獄”的最終結局,既使西方天文歷算等科學知識獲得了遠較中法“精密”的聲譽,也大大地刺激了中國學人對于天文歷法的關注與研究之熱情。他們普遍相信,在實測方法和事實驗證方面,西學可為中學借鑒。其二,明末清初以來所刊行的大量的西學書籍,尤其匯輯了明末傳入的西方宗教與科學的《天學初函》、《崇禎歷書》以及它的修訂本《西洋新法歷書》等,為清初及以后的士人研習西學提供了基本的參考讀物?!短鞂W初函》是西方宗教與科學的叢書,《西洋新法歷書》則是歐洲古典天文學的百科全書,黃宗羲和梅文鼎等人都曾經(jīng)閱讀過它。(注:

8、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見《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復旦大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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