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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曦澤《法治反腐、理性反腐、科學反腐——關于反腐敗的若干思考》,《廉政文化研究》2013.4》由會員上傳分享，免費在線閱讀，更多相關內容在教育資源-天天文庫。
1、法治反腐、理性反腐、科學反腐———關于反腐敗的若干思考鄧曦澤（四川大學政治學院，四川成都610064）摘要：對于權力腐敗這一痼疾，必須走法治反腐、理性反腐和科學反腐的道路，必須避免人治反腐、情緒反腐和盲目反腐。在此理念下，以科學的手段反腐，設計、改革和完善反腐制度體系，如建立財產(chǎn)公示、大額消費刷卡、信息公開、司法獨立等制度。但是腐敗不是孤立現(xiàn)象，反腐敗作為社會大系統(tǒng)中的子系統(tǒng)工程，若僅僅就腐敗而反腐敗，雖有一定成效，但事倍功半。所以，還需要做好科學劃定權力界限，堅持權力最小介入原則，權力制約要形成法治的封閉式制約，從而提高權力運行效率。關鍵詞：法治反腐；理性反腐；
2、科學反腐；權力最小介入原則中圖分類號：D630.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9170（2013）04-0007-14權力腐敗是人類的一大痼疾，幾千年的封建社會里中國一直飽受腐敗之禍。王亞南說，中國的二十四史，“實是一部貪污史”[1]。當今中國的腐敗形勢仍然較為嚴峻，腐敗治理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話題。如何科學有效地治理腐??？本文主張的基本理念是：法治反腐、理性反腐、科學反腐；本文反對的是：人治反腐、情緒反腐、盲目反腐。一、反腐基本理念：法治反腐、理性反腐、科學反腐（一）以法治反腐避免人治反腐、權力反腐法治反腐就是根據(jù)法律來反腐，而人治反腐是根據(jù)權力意志、領導意
3、志來反腐。人治反腐與權力反腐是一回事，只是稱謂不同而已。法治反腐是有效反腐的必要條件。一切反腐措施都有阻力，但法治反腐是最公平的，它遭遇的阻力最小。人治反腐即權力反腐所持的標準是權力意志，而不是一個統(tǒng)一的標準，所以，它勢必走向定向反腐或選擇反腐，使反腐成為“整人”的手段，不但不能有效反腐，反而會導致更嚴重、更廣泛的腐收稿日期：2013-05-02作者簡介：鄧曦澤（1973-），男，四川瀘縣人，四川大學政治學院副教授，博士。7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13FZZ006）；四川大學中央高?；究蒲袠I(yè)務費研究專項項目（skqx201101，skgt201103
4、）廉政文化研究2013年第4期敗。在人治反腐（權力反腐）中，由于反腐部門擁有極大的裁量權，且其權力很難被有效制約。所以，絕不能把反腐的希望寄托于人治反腐、權力反腐。人類之所以要建立社會，是因為一個人不能生產(chǎn)太多產(chǎn)品，需要分工，然后進行交往（包括產(chǎn)品交換）。而人類之所以要建立國家或政府，是因為交往中所產(chǎn)生的分歧、矛盾和沖突需要協(xié)調。為了讓國家或政府有效協(xié)調沖突，社會成員都讓渡了一部分權利（right），如以納稅的方式供養(yǎng)政府。如果國家或政府不能有效協(xié)調沖突，則背離其初衷，而社會成員所支付的成本就得不償失，國家或政府就喪失了統(tǒng)治合法性。而在國家或政府的協(xié)調功能中，司法
5、是終端，直接與社會成員打交道，直接影響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所以，它極端重要。在司法中，裁決和執(zhí)行是最重要的兩個方面。公正的裁決和有效的執(zhí)行，是司法的當然職能和使命，而司法不公乃是最大的不公。針對反腐而言，司法的功能在于：對于同樣的腐敗予以同樣的懲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視同仁。而有效反腐的必要條件就是公正的裁決和堅強的執(zhí)行，背離了此點，無論統(tǒng)治者如何竭力呼吁必須嚴懲腐敗，腐敗也絕不可能得到有效遏制。而人治反腐（權力反腐）的根本特征就是不一視同仁，為自己勢力集團（利益集團）的人開脫，并借反腐敗打壓異己集團，它勢必背離公正的裁決和堅強的執(zhí)行，所以，它勢必走向反腐敗的對
6、立面，走向腐敗，并成為最大的腐敗。當然，有效司法的前提是良性的立法，只有規(guī)則基本合理，裁決才可能被當事人所接受，并得到其他社會成員的廣泛承認和擁護?！昂侠淼囊?guī)則+有效的執(zhí)行”是法治社會的關鍵，也是有效反腐的必要條件，還是社會走向和平與發(fā)展，走向長治久安的必要條件。[2]在中國古代，雖有法家主張“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史記·太史公自序》），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頗為相類，故較為接近現(xiàn)代意義的法治，但法家一直受統(tǒng)治者尊崇的儒家的打壓，而強調等級差別的儒家主張才是被肯定的主流文化（如“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見《史記·太史公自序》）。儒術獨尊以后，儒家
7、的這些主張更被強化。直至今天，中國社會仍有很強的等級觀念。雖然中國古代也有法律，法條也在改變，但是，古代既缺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更缺乏相應實踐。統(tǒng)治者并不是把法律當作處理社會分歧和沖突的最高準則，而總是強調具體情況、特殊情況，強調權變，從而導致因人而異。所謂的“經(jīng)”（原則和法律），很少不被所謂的“權”所虛化和扭曲，而法律則日益淪為強化儒家倫理（尤其是等級）的暴力手段（而儒家倫理之所以被推崇，又因為它更有利于統(tǒng)治者）。[3]所以，中國傳統(tǒng)政治是典型的人治，法治思想和實踐都極為稀缺，這對反腐和社會治理的有效進行都構成嚴重阻礙。中國傳統(tǒng)政治這一根本特征表現(xiàn)在反腐上
8、，就是人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