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fù)的翻譯近百年來中西學者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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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語知識一、前言　　嚴復(fù)的翻譯工作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件劃時代的事，肯定嚴譯之貢獻的學者頗多。例如梁啟超認為嚴復(fù)是清末輸入歐化之第一人，代表了本國西洋留學生介紹新思想的開端。任公自諷地說清末西洋新思想的輸入，在開始之時是囫圇吞棗，亂無章法，此種譯介工作可稱為“梁啟超式的輸入”；而第一位精通外文，能避免上述缺陷的譯介者，就是嚴復(fù)。（注：梁啟超，《清代學術(shù)概論》（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4），第71-72頁。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shù)史》（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3），第30頁。）蔡元培說近50年來介紹西洋哲學的“要推

2、侯官嚴復(fù)為第一”，（注：蔡元培：《五十年來之中國哲學》，收入申報館編，《最近之五十年》（上海：申報館，1923），第1頁。）革命黨人胡漢民則稱嚴復(fù)是“譯界泰斗”，又說：“近時學界譯述之政治學書，無有能與嚴譯比其價值者”，（注：胡漢民：《述侯官嚴氏最近之政見》，《民報》第2期(1905)，第1、7頁。）更有不少人將嚴復(fù)與林紓并列，稱為并世的譯才。（注：如康有為即有“譯才并世數(shù)嚴林，百部虞初救世心”的詩句，見康有為，〈琴南先生寫萬木草堂圖題詩見贈賦謝〉，《庸言》，第1卷第7號(1913)，“詩錄”頁1。）　　然而嚴復(fù)的

3、譯作除了廣受好評之外，也引起了不少的討論。近百年來學者們對嚴譯的討論延續(xù)不斷，形成一個復(fù)雜的評論傳統(tǒng)，不但包括人們對嚴譯的評論，也包括了對于評論的再評論。這些批評主要是環(huán)繞著嚴復(fù)所說的：“信雅達”三原則。開始的階段學者們多半同意嚴譯合乎雅與信的標準，而集中于批評達的方面，尤其是雅對達的影響。其中不但涉及嚴譯是否容易了解，也探討它們曾否產(chǎn)生過很大的影響?！　≈饾u地也有人注意到信的問題，評論嚴譯是否忠于原書，而如果不忠于原書的話，為什么許多人指出嚴譯與原書之間的各種差異；有些人并從富強的關(guān)懷對翻譯所產(chǎn)生的影響來解釋造成

4、差距的原因。對于上述批評嚴譯不忠于原著的看法，部分學者不表贊同，認為嚴譯完全合于信的標準。另一種對信的批評則從政治領(lǐng)域轉(zhuǎn)移到文化背景的問題，認為因為嚴復(fù)思想與固有的文化的連續(xù)性，使他的譯文受到扭曲。以下分別敘述近百年來中西學者對嚴譯所作的各種評論，最后再綜論嚴譯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意義。（注：在此要說明的是有關(guān)嚴譯的評論數(shù)量甚多，在此只能選擇一些較重要者，疏漏之處尚請指正。）　　二、環(huán)繞著“達”的一些討論　　嚴復(fù)的翻譯能否使讀者怡然了悟而深入認識西方思想呢？有關(guān)這一問題的討論牽涉到近代中國文體的變化。當1890至190

5、0年代，嚴復(fù)從事翻譯工作之時，在文字上主要有四種選擇：一是講究文藻華麗與對仗工整的駢文；一是科舉考試用的八股文；一是從曾國藩開始，上承唐宋八大家的桐城派古文；一是劉鶚、李伯元、吳趼人等人在撰寫小說時所用的白話文。嚴復(fù)師事桐城派的吳汝綸，在文字運用上傾向于古文，而反對駢文、八股文與白話文?！　∽钤鐚缽?fù)以古文譯西書提出批評的是他所尊敬的長者吳汝綸。吳汝綸在《天演論》序文中他一方面說“文如幾道，可與言譯書矣”；另一方面又說對于當時熱衷于時文、公牘與小說的士人而言，要看得懂嚴復(fù)“骎骎與晚周諸子相上下”的譯文，并不容易。他

6、說“凡為書必與其時之學者相入，而后其效明，今學者方以時文、公牘、說部為學，而嚴子乃欲進以可久之詞，與晚周諸子相上下之書，吾懼其舛馳而不相入也”。（注：吳汝綸，為《天演論》所作《序》。此序作于光緒戊戌孟夏，公元1898年。）吳汝綸雖然沒有明講嚴復(fù)以古文從事翻譯為一缺陷，但上文所謂“凡為書必與其時之學者相入，而后其效明”的觀點已經(jīng)指出文字運用與思想普及之關(guān)系，而在這方面嚴復(fù)所用的古文，即使是在士人的圈子內(nèi)，也有其局限性?！　A向于支持白話文的梁啟超在這方面的觀點就更明確了。1902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有一篇評介嚴譯

7、亞當、斯密《原富》的短文。梁啟超以為，此書雖已出版了百余年，其后有許多新的有關(guān)“生計學”（后依日譯改稱經(jīng)濟學）的作品，但基本上它們都是在《原富》的基礎(chǔ)之上，肯定或否定斯密的論點，所以嚴復(fù)翻譯此書是“誠得其本矣”。因此該書之價值在于使國人對西方生計學的開山之作有所認識，“學者茍能熟讀而心得之，則斯學之根礎(chǔ)已立，他日讀諸家之說，自不致茫無津涯矣”。就內(nèi)容而言，梁氏認為嚴復(fù)所翻譯的各個新名詞“按諸古義，達諸今理，往往精當不易”，他所下的案語也是“大率以最新之學理，補正斯密所不逮也，其啟發(fā)學者之思想力、別擇力，所益實非淺鮮

8、”。但梁啟超覺得美中不足之處是嚴氏的譯筆太過淵雅，刻意模仿先秦文體，而所譯的內(nèi)容又是“學理邃賾”，所以嚴復(fù)所宣傳的“文明思想”不易為一般的“學僮”或“國民”所了解。（注：梁啟超，《評介新著：原富》，《新民叢報》第1號(1902)，第113頁。）　　對于梁啟超的批評，嚴復(fù)回答說文字是表達思想與情感的工具，“理之精者不能載以粗獷之詞，而情之正者不可達以鄙倍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