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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理學對二程史學思想有何影響》由會員上傳分享,免費在線閱讀,更多相關(guān)內(nèi)容在行業(yè)資料-天天文庫。
1、理學對二程史學思想的影響摘要:二程是歷史上有名的理學家,其理學思想是宋明理學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理學對二程的史學思想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使得二程的史學思想在北宋史學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試從理學與二程的史學思想之間的聯(lián)系入手,進而分析二程對歷代治亂興衰以及歷史人物的看法,以探究理學思想對史學思想的影響。關(guān)鍵詞:二程;理學思想;歷史觀;道德二程對于歷史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但二程終究以理學家而聞名并非以史學家名垂千古,究其原因在于二程對于理學與史學關(guān)系的處理。二程認為史學是附屬于理學的,“把史學作為窮理的一個途徑,‘考古今’‘察物情’‘揆人事’作
2、為獲得‘理’的認識三個方面的一個重要的方面。史學是‘格物窮理’的‘格物’手段之一?!盵1]在二程看來史學并不是一門獨立的學問,從關(guān)系上來說史學是輔助理學的,從學術(shù)系統(tǒng)上來說史學是理學的一個分支。二程認為史學任務(wù)并不是察歷代興衰為治國所用而是為了“格物窮理”,因此二程對于歷史的見解也必然有著獨特之處。1.二程對時代治亂的評價對于一個時代的治亂評價是中國史學中常見的問題,歷史上所謂的“貞觀之治”“開元盛世”便是在這樣問題中誕生的名詞。二程對于時代治亂的評價擺脫了一些史學家歌功頌德的弊病,但是二程對時代治亂的評價卻是單純以道德為出發(fā)點的,目的在
3、于為理學服務(wù)。《程氏遺書》中有這一樣的一段記載“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年間,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二程對于唐朝的評價是從倫理綱常的角度出發(fā)的,像玄武門之變、武則天代唐立周、肅宗靈武繼位這些事卻是在道德上有一些缺陷,但是從這些就得出“唐只是‘萬目舉’,而‘本朝大綱甚正’”[1]的結(jié)論未免有些太不客觀了。唐代的國力之盛是兩宋遠遠不能及的,領(lǐng)域之廣在整個中國古代也是極少見的。但是這些通通不是二程所關(guān)注的,僅僅把視角放在了倫理綱常上。歷代史學家對“貞觀之治”的評價確實對李世民時代有過分的拔高。李世民時期全國的戶口數(shù)不過
4、380萬遠比不上隋大業(yè)年間的890萬,當時的社會矛盾也是很尖銳的,而且李世民的勤政也不是始終如一的。[2]同樣是對“貞觀之治”盛世的駁斥,二程的角度并非從國家百姓的生活水平方面出發(fā),而是把對一個時代治亂的評價著眼于帝王的個人道德。從多角度看待歷史是應(yīng)該的,但僅僅憑帝王的個人道德并不能肯定或否定一個時代。崇禎帝從個人道德上來說是值得贊嘆的,史書記載:“然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勸惕勵,殫心治理?!盵3]然而明朝正是崇禎帝時期結(jié)束了二百多年的命運。我們可以說崇禎帝是一個勤政的皇帝,但我們并能說崇禎帝時期的天下是治世。e二程的探究史學歸宿在于
5、理學,以帝王道德為評價時代的標準符合了理學中道德至上的觀念,但是也正因如此二程歷史觀念顯得過于主觀。1.二程對朝代盛衰的看法二程對于朝代的盛衰的看法是與眾不同的,二程確實能夠客觀地看待朝代的盛衰?!冻淌洗庋浴分羞@樣說道:“有天地之盛衰,有一時之盛衰,有一月之盛衰,有一辰之盛衰。一國有幾家,一家有幾人,其榮枯休戚未有同者,陰陽消長,氣之不齊,理之常也。”朝代的盛衰是很平常的,沒有長久不衰的。用理氣觀點認識朝代的盛衰打破了“萬世太平”的神話,從這一點看二程的認識是客觀的。這樣的推理過程具有一定的哲學高度,在這里二程將哲學的思維運用到了歷史認識
6、當中。“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有陽,有善有惡”這樣的認識就顯得更加具有辯證的思維了?!皼]有純粹的治世、盛世,也沒有純粹的亂世,衰世”[1]這樣的歷史認識不是一味的贊揚所謂的盛世,也不會一味的貶低一個亂世。這樣的論述在《程氏遺書》當中是相當多的:“冬至一陽生,卻須斗寒,正如欲曉反而暗也,陰陽之際,亦不可不相接?!辈还茉谶@個問題上是由史學進入了理學還是由理學進入了史學,二程的這樣歷史認識是相當專業(yè)的。絕對清明的時代是不存在的,這樣的見識首先讓歷史觀念很客觀,其次使自己的史學職業(yè)道德很高。這樣的論斷符合史學的精神所在。在對于造成治亂原因上,二程的
7、認識則再次運用道德理論進行分析,《程氏遺書》中這樣的說道:“君子小人之氣常停,不可都生君子,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如是則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睂τ凇熬印迸c“小人”的存在這個問題的認識上還是像上面一樣客觀?!熬印迸c“小人”對于時代產(chǎn)生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任何一項好的政策讓道德敗壞的人去執(zhí)行,那么政策也會失去本意。當時的熙寧變法恰恰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恰恰是因為王安石的用人不當導(dǎo)致了民怨四起、民不聊生。正如《程氏遺書》中程頤所說“善言治天下,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君子”是能夠以天下為己任的
8、,但是“小人”往往是謀私利,為了私利他們可以危害百姓,甚至投敵賣國。二程這樣的觀點說明了道德在治亂中的的重要性,雖然從學術(shù)系統(tǒng)上來說把史學作為理學的一個附庸,但是二程對于治亂原因上的認識是相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