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多邊安全機制：中國的困難與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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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東亞多邊安全機制：中國的困難與選擇二十一世紀是一個全球化與區(qū)域化并行的時代，是一個國際社會日益組織化的時代。近年來，伴隨著全球化深層次的發(fā)展，世界范圍內的區(qū)域一體化進程也在加快。全球化（全球主義）與區(qū)域化（區(qū)域主義）作為兩股并行不悖的歷史潮流正在日益深刻地改變與重塑著世界政治經濟與國際關系的面貌。在區(qū)域一體化進程中，安全機制建設是一體化建設的重要內容和參與者的普遍追求，其制度化水準往往被視為一體化建設成就的層次性標志。中國作為當今世界上鄰國最多的大國，其面臨的安全環(huán)境也最為復雜而險惡。從功能主義視角出發(fā)，構建東亞區(qū)域性多邊安全機制，是中國穩(wěn)定和確保周邊安全的理性選擇和現(xiàn)實路徑。當前，中國

2、在宣導建立東亞區(qū)域性多邊安全機制的過程中，面臨著以下一些現(xiàn)實的困難和潛在的選擇。第一，主觀認識和國內政治。自改革開放以來，雖然中國政府對國際制度在促進和實現(xiàn)國家利益問題上的正面認識不斷加強和深化，但迄今中國對東亞區(qū)域多邊合作機制的構想和實踐大多限于經濟領域，而對于通過多邊安全機制來逐步緩和與解決東亞安全問題，考慮和實踐得還比較少。這一方面是由于東亞地區(qū)的國際政治現(xiàn)實對于區(qū)域多邊安全機制的形成尚存在掣肘因素（比如美國霸權的影響、臺灣問題、朝核問題、歷史宿怨等），另一方面也部分地反映了中國政府對東亞多邊安全機制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滿足和實現(xiàn)中國的安全訴求存在困惑與顧慮。冷戰(zhàn)后，中國相繼解決了同

3、大部分陸上鄰國的邊界問題，但同東南亞有關國家的海上劃界問題至今仍然沒有結果。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政府在領土爭端問題上總的原則是：堅持主權、維持現(xiàn)狀、談判解決，核心是維持現(xiàn)狀。但是，維持現(xiàn)狀需要兩個前提條件：一是爭議雙方都要有維持現(xiàn)狀的誠意和行動，彼此間能夠就談判解決爭端建立互動機制；二是爭議雙方各自的國內公眾輿論都愿意并支持本國政府采取一種比較耐心、比較顧全大局和實際可行的政策。然而，這兩個條件事實上很難同時具備。一方面，東南亞個別國家不斷在爭議地區(qū)采取單方面行動，試圖用某種「既成事實」打破現(xiàn)狀；另一方面，有關國家的國內公眾輿論被媒體炒作效應鼓惑起的盲動經常會與不合時宜的民族主義「不期而

4、遇」，從而對政府決策造成壓力，甚至是平添羈絆。第二，臺灣問題。對中國而言，臺灣問題目前己成為在培育和建立東亞多邊安全機制過程中難以逾越的政治障礙，不留后患地解決臺灣問題成為對中國共產黨執(zhí)政能力的最大考驗之一。自80年代以來，盡管海峽兩岸在經貿、投資、人員往來等方面的交流日益擴大和深化，已然形成了某種相互依賴型的關系網，但隨著近年來「臺獨」勢力的不斷膨脹，兩岸在政治層面上卻愈行愈遠。當前，兩岸在主權問題上的「零和」博弈有可能會對整個亞太地區(qū)的和平與安全造成挑戰(zhàn)，「臺獨」勢力隨時有可能葬送兩岸和平統(tǒng)一的前景。在此背景下，一些臺灣政治家和學者從新功能主義的視角出發(fā)，提出了以「歐盟模式」促進兩岸

5、以和平方式進行「統(tǒng)合」的構想。雖然從長遠來看，兩岸間在經濟和社會層面上的功能性整合有利于營造良性的互動關系，但「歐盟模式」所代表的經濟層面的功能性整合卻并不一定會自動引發(fā)「溢出效應」而導致兩岸的政治整合。盡管XX年連戰(zhàn)、宋楚瑜的「和平之旅」和郁慕明的「民族之旅」為兩岸關系的發(fā)展注入了一些新的積極因素，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的黨際交流己經啟動，但兩岸關系的基本格局卻并未因此而發(fā)生根本性改變。與臺灣問題緊密相連的是中國如何應對和協(xié)調美國霸權在東亞地區(qū)影響的問題。當前，在同中國周邊安全息息相關的諸多問題中，有相當一部分同美國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美國的亞太安全戰(zhàn)略同中國的東亞地區(qū)戰(zhàn)略存在著潛在

6、的沖突。雖然中美兩國在戰(zhàn)略上的相互依存度正在不斷上升，但無庸諱言，中國對美國的依存度要高于美國對中國的依存度，美國在中美關系中占據(jù)著主動地位。為此，中國在構建和經營自己的東亞地區(qū)戰(zhàn)略時，必須始終考慮和審慎對待美國的亞太安全戰(zhàn)略和美國的利益需求。目前，盡管中美兩國戰(zhàn)略對話機制已經啟動，但兩國尚未制度性地規(guī)范各自在東亞和西太平洋地區(qū)軍事存在的關系（包括中國與美日軍事同盟和美韓軍事同盟的關系），這成為中國在構建東亞多邊安全機制過程中必須面對的另一個問題。第三，朝核問題。始于90年代初的朝核問題堪稱當今世界上最復雜、最敏感、最棘手的地區(qū)性多邊問題。自XX年第二次朝核危機爆發(fā)以來，國際社會為解決危

7、機所作的努力由于種種原因并沒有收到良好的效果。從XX年至XX年，由中、朝、美、韓、俄、日參加的三輪「六方會談」未能就和平解決朝核問題取得實質性進展。盡管歷時二十天、歷經前后兩個階段的第四輪「六方會談」經過艱苦談判達成了《共同聲明》這一自「六方會談」機制啟動以來最為重要的階段性成果，取得了令人欣慰的重大進展，但美朝兩國在戰(zhàn)略上的不信任感并未實質性消除，《共同聲明》中相關條款的履行仍存在諸多變數(shù)，有關各方能否切實將西方關心的以核問題為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