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蘇詩研究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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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百年蘇詩研究述評【內(nèi)容提要】百年蘇詩研究與蘇軾研究特別是宋詩研究密切相關，經(jīng)歷了一個肯定、否定最終肯定的曲折歷程。蘇詩研究在此過程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文獻基礎特別是詩學理論方面仍應加強建設。【關鍵詞】宋詩研究/蘇軾/述評以作家姓氏冠于“詩”字前，除“陶詩”、“李（白）詩”、“杜詩”、“韓詩”外，蘇軾也獲此殊榮，正昭示其詩歌創(chuàng)作的獨特性與典范意義。自宋以來，蘇詩雖也受到過一些非議，但總的說來，是受到普遍的重視。20世紀80年代以前專門的蘇詩研究并不多見，更多的蘇詩研究是與蘇軾研究尤其是與宋詩研究共同進行的，這種狀況在80-90年代也程度不同地存在著。這是百年蘇詩研究

2、的一個特點，也是我們回顧蘇詩研究百年歷程時將其與宋詩研究聯(lián)系起來的原因所在。概括地說，百年蘇詩研究經(jīng)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時而被肯定時而又被否定最終仍得到肯定的過程?！　?0-30年代：宋詩研究與蘇詩研究的初步繁榮解放前的蘇詩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20-30年代。除了作為普及讀物的嚴既澄《蘇軾詩》（商務印書館，1933年）外，專門的蘇軾、蘇詩研究著作很少，主要成果出現(xiàn)在有關宋詩、宋代文學史的研究著作中。這些著作在論及蘇詩時，多概括地談其總體特色和在宋詩發(fā)展中的地位。少數(shù)幾篇論文側(cè)重探討蘇詩藝術(shù)淵源、風格變化等，篇幅較短，言簡意賅。不同學者在不同學術(shù)背景下采用不同的著述方

3、式，在研究宋詩時很重視蘇詩，對蘇詩多持肯定之論，使蘇詩和宋詩研究在20-30年代呈現(xiàn)出初步繁榮的局面?！拔逅摹币院?，陳衍作為晚清“同光體”的健將和詩論家，在傳統(tǒng)詩學圈內(nèi)仍受到尊崇。他在《石遺室詩話》（商務印書館，1929）中指出：“唐詩至杜、韓而下，現(xiàn)諸變相。蘇、王、黃、陳、楊、陸諸家沿其波而參互錯綜，變本加厲”（卷十四）。這是從新變唐詩的角度肯定宋詩的價值，實際上也是對蘇詩的肯定。謂“北宋人多學杜、韓，故工七言古者多”（卷十八），又謂“東坡七言古，中間全用對句排到底，本于老杜”。在《石遺室詩話續(xù)編》（商務印書館，1935）中，陳衍還贊揚蘇詩“工和韻”、“善用典”，

4、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對宋詩的肯定。他晚年編選評點的《宋詩精華錄》（商務印書館，1937）實為一部宋代詩選兼詩史性質(zhì)的重要著作，書中選蘇詩88首，是宋代詩人中入選作品最多的一位，可見著者對蘇詩的喜愛一如既往。他在評析蘇詩時指出蘇軾“七古多似昌黎而收處常不逮”，“短篇五古，非坡公所長，清脆而已”，“東坡五七古，遇端莊題目，不能用禪語詼諧語者，則以對偶排出之”。持論與其《詩話》略同，褒中有貶，可見著者并不因偏愛蘇詩而盡說好話，體現(xiàn)出一種求實的學術(shù)態(tài)度，故其研究成果至今仍為人稱引。不過，由于詩話、詩選等傳統(tǒng)著述方式的限制，也由于著者詩學觀念、學術(shù)趣味的相對保守，使得陳衍的并未

5、對前人有太大的突破。這種受傳統(tǒng)學術(shù)觀念、著述方式制約而限制學術(shù)成就的取得在高步瀛的《唐宋詩舉要》中更有明顯反映?！杜e要》分體選錄蘇詩共55首（以七古為多）。高氏在評析蘇詩時多承襲桐城派觀點，書中所附有關蘇詩評語多為他人之見，故其對蘇詩研究并不深入，水平并不很高（但其在為蘇詩作注時下了不少功夫）。（注：朱自清《宋五家詩鈔》（原名《宋詩鈔略》），成于30-40年代，共五卷，中有一卷《東坡詩鈔》，共選蘇詩35首。但由于該書在著者生前未付印，直到80年代初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才有了學術(shù)影響。書中評價蘇詩頗高，謂其“氣象宏闊，鋪敘宛轉(zhuǎn)，子美之后，一人而已”，但書中對具體蘇

6、詩的評價并沒多少新見，所附評語多為前人評語，還多次引用《宋詩精華錄》、《唐宋詩舉要》中的評語。）本期能用新的學術(shù)觀念、新的著術(shù)方式研究蘇詩的主要是呂思勉、柯敦伯、胡云翼、梁昆等人。他們的著作多為文學史類著作，這是借鑒西方“文學史”著作的方式；因其成于20-30年代，又或多或少地受到新文化運動所倡導的“平民文學”、“文學進化論”等學術(shù)觀念的影響。不過，他們并未對進化論等新觀念加以片面理解，對包括宋詩在內(nèi)的宋代文學均作了高度的評價，蘇詩更是作為宋詩的代表而確立了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注：這種高度評價蘇詩的看法甚至也出現(xiàn)在那些對宋詩頗為輕視的文學史中。如李維《詩史》（19

7、28年北平石棱精舍印本）認為蘇軾乃“韓文公后，一人而已”、“才思橫溢，如瀉東海之水”。稍后出版的陸侃如、馮沅君合著的《中國詩史》（大江書局，1931）干脆將宋詩從中國詩史中抹去，但著者在論及蘇詞時仍然承認：“蘇軾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有天才的之一，他的文、詩、詞以至書法，無不佳妙”。）呂思勉在《宋代文學》（商務印書館，1929）的“概說”中指出：“至于詩，則唐代為極盛。舊時之體制，至此可謂皆備。宋人于詩之體制，亦能出于唐人之外。而其意境、字面則專與唐人判然不同，后人之詩，非宗唐，即宗宋，至今未能出此兩派之外焉。故詩之為學，亦唐人具之，宋人繼之，而后大成者也。”在《宋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