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描述：
《啟蒙哲學：回到中國本身論文》由會員上傳分享，免費在線閱讀，更多相關內容在學術論文-天天文庫。
1、啟蒙哲學：回到中國本身論文..畢業(yè)最近，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后張光芒先生出版了兩部關于“啟蒙”問題的論著《啟蒙論》(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7月版)和《中國近現代啟蒙文學思潮論》(山東文藝出版社2002年7月版)。圍繞眾多近年一直“高燒不退”的啟蒙話題，作者詳盡考察和深刻思考了中國的近現代啟蒙運動。在閱讀中，筆者不由萌生了“中國應不應該有自己的啟蒙哲學”和“中國到底有沒有原創(chuàng)的啟蒙哲學”問題的深思。在百年中國學術思想的發(fā)展歷程中，我們的話語理論基礎基本上一直追隨西方，這給學界造成了一種思維定勢，就是認為中國近現代沒有自己原創(chuàng)的文史哲理論，認為中國從來沒有形成屬于自己的啟蒙哲
2、學..畢業(yè)，無論是梁啟超、王國維、蔡元培等近代啟蒙思想家的理論，還是屬于現代的陳獨秀、魯迅抑或胡適的思想，都是在西方“強勢”話語霸權下的話語表達，沒有中國人自己成系統的啟蒙哲學理論。這幾乎成為了一種學術思維定勢。從某種角度或某種程度上說的確如此，因為中國百年來的啟蒙思潮或運動基本上是一批受到西學影響的知識分子進行的，他們只是對中國人生存狀態(tài)進行揭示和指示性的描述。中國的啟蒙思想家囿于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重經驗描述而輕邏輯思辨，導致了這些思想家的思想表述沒有根本性的突破。與上述思維和表達模式一脈相承，當代學人同樣缺乏建構中國人自己的啟蒙哲學的自覺意識，而且認為我們所擁有的
3、和所運用的啟蒙話語都是“舶來品”。我們看到的大多數有關現代思想史、文學史的學術著作，也的確存在這樣的弊端。比如闡釋文學思潮，基本上就是在西學影響下的中國式的“回應”，大多數是“某某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思想)”。諸如此類的學術著作充斥于書肆坊間，中國百年來學術思想的根本性的質地到底提高了多少，卻很少有人問津。張光芒博士的兩本啟蒙著作認為，中國的啟蒙運動在中國文化傳統本身即有較深的淵源，中國啟蒙運動的理論來源不應厚此薄彼。從研究的具體對象即研究客體來看，面對與西方啟蒙背景迥然有別的豐富而復雜的歷史資料，著者挖掘了中國啟蒙思潮和啟蒙運動中的原創(chuàng)性的思想資源。在《啟蒙論》中，作
4、者追溯到晚明時代的學術思想，認為中國“傳統思想資源是對中國近現代啟蒙的啟蒙”。另外，中國古已有之的“非儒學派”和民間文學也應該是近現代啟蒙的重要的思想資源；即使近代的鴛鴦蝴蝶派的文學作品，也是中國近現代啟蒙的不可或缺的資源，因為中國的啟蒙主義同樣需要在“感性解放”的層面上取得突破。這種立論顯然在學術界是前所未有的。在《啟蒙論》中，作者提出了“中國啟蒙主義形而上建構圖式”：立人→自律的創(chuàng)造的生命自我→自由意志→理性與情感的激蕩→本能欲望；“中國啟蒙主義形而下運作圖式”：本能欲望→理性與情感的激蕩→自由意志→自律的創(chuàng)造的生命自我→立人。“這個形而下的實踐過程與形而上的邏輯建
5、構以雙向互動的運行機制，共同形成了中國啟蒙主義的系統結構”。如此，著者透過紛繁復雜甚至雜亂無章的近現代思想，建立起了中國現代啟蒙思想史的一個系統理論體系。90年代以來，在學界表面上熱鬧喧囂的中國“后現代”，經過十來年的大浪淘沙，我們已經看得清清楚楚，這只不過是所謂“全球化”學人找尋某種寄托或充當學術權威的產物。80年代就有人指出中國的現代派是“偽現代派”，曾經引發(fā)激烈的爭論；如果我們說近十年來中國的后現代思潮也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偽后現代”，可能還會引起后學家們的反感甚至憤憤不平。從后現代在學界表演式的出場，可以看出中國當代缺乏自己的獨具特色的哲學美學理論。沒有哲學理論引
6、導的民族的生活和生存就像是烏合之眾。其實，作為一個中國本土的學人，立足于本土的現實和歷史資源，以此為自身學術的出發(fā)點和最終的歸宿，這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如果說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梁啟超、王國維、蔡元培等人為代表的一代學人，充分借鑒西學還有很大的學術生態(tài)和民族改造的重任在其中的話，那么，在21世紀的當下，中國的學人再跟在西人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趨，真的是現代中國學人和學術乃至中國人思維(思想)方式的悲哀。中國學術的前行和質的提升，還是要靠學人回到中國問題和中國學術的原點，即如胡塞爾所言，“回到問題本身”。只有“面對”自身生存和存在“問題本身”，我們才能有一種學術的勇氣和學
7、術良知的發(fā)揚。上個世紀90年代，學界和思想文化界一片解構，平面化、痞子化的操作熱潮滾滾而來，直到世紀之交，我們才看到了一些新進展。無論是文學理論界，還是美學界，也無論哲學界，還是政治學界抑或歷史學界等等，不同學科不同觀點的學人，都開始進一步認識到中國最為根本的而且亟待實踐的問題——現代性或啟蒙問題，依然是個值得人們認真思索與研究的重大問題。1997年以來關于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爭就是這種思索的結果，至此，人文學術的研究可以說走出了新時期中期的低谷。但是綜觀整個學界，面對“啟蒙”這一最為重要的理論與實踐的問題，鮮見在哲學觀和方法論上出類拔萃
